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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教育: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兼谈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
作者:李镇西   发表日期:2004/12/29 13:38:55   浏览:3765

这里所说的“民主教育”,包含了一般人通常所说的“教育民主”,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教育民主”。在我看来,“教育民主”往往侧重于指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态度(比如教育要面对全体,一视同仁,教育者应尊重和热爱学生等等);而我所理解的“民主教育”,除了指教育者应该具备的民主思想以及在教育过程中应该体现出的民主精神外,更多的还是指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所进行的一系列有关民主素质的启蒙教育。比如,师生关系的平等和谐、民主与法治(包括“法制”但不仅仅是“法制”)的教育,权利与义务的教育,自由与纪律的教育,等等。
    应该说,即使在中国,“教育民主”也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了,但我们今天重提“教育民主”应该说有着新的现实针对性。由于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今在相当一部分教师的心目中,民主意识是比较淡漠的。因而在师生关系、学生教育、学科教学、班级管理以及处理教师和家长关系等等方面,有的教师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居高临下或惟我独尊,缺乏对学生起码的尊重与信任。
    教育是心灵的艺术。如果我们承认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那么教育过程便决不仅仅是一种技巧的施展,而应该充满人情味;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充满着对人的理解、尊重和感染,应该体现出民主与平等的现代意识。虽然就一般情况来说,教师的学科知识、专业能力、认识水平等等远在学生之上,但就人格而言,师生之间是天然平等的。民主的教育态度,首先应表现为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并且把自己视为与学生一起在求知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朋友和同志。
    当前,以创新教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正成为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教育的背后实质上是民主教育。因此,让我们的教育充满民主,这应该是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时代主题。
    “民主”这个词源于希腊文,原义是“人民的权利”。 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起源于古代希腊的雅典民主制。这是奴隶占有制的民主制。封建制度的民主制,最早是出现于某些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封建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制,虽然可以追溯到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正式形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并把它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陆续建立起来的。这个概念首先指的是一种国家制度,与“专制”相对,它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平常人们一般所说的“民主原则”、“民主权利”、“民主作风”等等,都是从“民主”的本义中派生出来的。与“民主”这个概念相联系的是“平等”。所谓“平等”,是指“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中国历史上,“民主”二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早在3000年前,周公姬旦就运用过“民主”两字了。但是,这个“民主”是“君”的意思,而完全没有古代希腊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含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的所谓“民主”思想,更多的是指“民本”、“重民”、“体察民情”、“广开言路”等等,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人民享有参与国事和自由地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并不是由谁来赋予的。至于“平等”,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几乎没有其生存的土壤。
    我认为,正视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没有“民主”与“平等”的文化基因,并不是贬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恰恰有助于我们意识到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必要性与艰巨性。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把建设“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奋斗目标之一呢?政治民主是如此,教育民主也是如此。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教育民主与平等的呼唤始于18世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必然要求教育的民主与平等。他们认为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人生而具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因而人人也理应享有平等的教育和自然的自由的教育。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民主”还仅仅是一种憧憬中的理想,而且不可避免地有着某种阶级局限,但它无疑是人类觉醒与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且对推动后来的教育进步产生了不小的积极影响。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卢梭。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卢梭,在1762年写下了一部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论教育》。在这部五卷本的长篇巨著中,卢梭不仅继续阐发他的社会政治理想,而且尖锐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提出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应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点,按照传统与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反自然的所谓“教育”。他认为,遵循自然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自然的教育必须保护儿童的天性,使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卢梭坚决反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他要求尊重儿童的自由,让儿童有最充分自由的活动的可能与条件,把儿童培养成自由的人。卢梭在书中反复阐发教育平等的思想。他说:“各种等级的人都是一样的,”(《爱弥儿——论教育》)“各种身份的人都是一样的,……自然的需要人人都是一样的,满足需要的方法人人都是相同的。”(《爱弥儿——论教育》)卢梭从人道主义出发,要求热爱儿童,尊重儿童,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教育家。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教育的本质:教育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这是教育史上第一次关于教育本质的科学论述。但是教育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民主与平等”教育理想的消失;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教育,才是属于最广大的民众的教育。马克思在1866年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和每一个公民的“真正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他说:“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恩格斯在1866年更明确地提出:“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兄弟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教育的平等性”包含两层深刻的含义:其一,教育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的一项平等的权利;其二,这种平等表现为每个人智力和能力的发展的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学说,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民主——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用“人的自由发展”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谈到民主教育,有一个人无法回避,那就是美国教育家杜威。1915年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中指出:“广泛认识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可算是现今教育趋势中最有趣味、最有意义的一点。”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可以说 杜威对民主注意与教育的关系最详尽的论述。这种关系最简略地表达就是:教育是为了民主的,教育应该是民主的。杜威认为,教育是为了民主的,同时教育也应该是民主的。民主主义不仅为教育提供了一个奋斗目标,而且还对教育提出了民主的要求。他提出生长论,要求使儿童得到充分的发展,要求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求尊重儿童,要求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等等。不管现在人们对杜威的教育思想有多大的争议,他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以后的教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进行了许多流派不同的教育改革。其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两次教育改革运动分别是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这两次改革运动是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强调以传授经验知识技能为主的教育改革和从50年代末至今的强调发展学生智能为主的教育改革。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美国的杜威和前苏联的凯洛夫,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布鲁纳、前苏联的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纵观这两次教育改革的总趋势,就是越来越注重教育对人的尊重与信任,注重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作用,注重对每一位学生心智的发展,注重每一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一句话,注重教育中“人”的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高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浪潮,教育平等或者教育民主化已成为当代教育改革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教育民主化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1977年国际教育会议第35届会议总报告书》)
    写到这里,我又油然想起前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民主与平等,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的教育是面对每一位学生的:“让每一个孩子都抬起头走路!”(《给教师的建议》)他教育思想的精髓就是把学生真正当作“人”:“教育——这首先是人学!”(《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他说:“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给教师的建议》)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所谓“教育”,并不是教师单方面地往学生空荡荡的大脑中灌注“美好的思想道德”,而是尽量设法点燃儿童心灵深处“想做好人”的愿望;甚至他认为儿童心中本身就蕴含有许多美好善良的道德萌芽,而教育者的任务就是扶持,让其茁壮成长。在《关于和谐教育的一些想法》中,他强调指出:“这一点,在我看来,乃是教育的核心,是教育的最宝贵之点:一个人想成为好人,想竭尽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在集体的眼里把自己树立起来,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完全合格的公民,诚实的劳动者,勤奋好学的思想家,不断探索的研究者,为自己的人格的尊严而感到自豪的人。”(《给教师的建议》)他鲜明地提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他认为:“自我教育需要一个重要的、强大的促进因素,这就是个人要有尊严感,尊重自己,有上进心。……只有受教育者尊重自己,才能有自我教育。”(《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一批教育革新家所提出的“合作教育学”的观点。他们认为,教育过程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求重新审视并确立师生关系。“我们就是花了多年的努力才获得这种必然导致与学生合作的教育学的。它是在与儿童交往中诞生的,把我们——教师和学生——联合起来的主要之点,就是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今天,正是师生关系的问题已经被提到了学校工作的首要地位之一。”(《合作的教育学》,雷先科娃等著,朱佩荣译)“合作教育学”的要点有:充分尊重和信任学生,从儿童的个性出发实施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活动予以积极评价,给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等。应该说,虽然作为一种教育理论体系,“合作教育学”本身还不够成熟,而且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也未能深入地研究和实践下去;但是,“合作教育学”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民主的精神,却对后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它与整个世界的教育民主化是相吻合的。
    世界潮流是如此,中国又如何呢?
    前面说过,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中是缺乏民主基因的。但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给中国教育注入了“民主与科学”的生机。针对几千年封建教育对人的个性的扼杀和心灵的戕害,“五四”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思想家、文学家把“人的解放”鲜明地写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建设的旗帜上。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教育革新运动,也是一场“人的解放”的运动。蔡元培等1919年提出的新的“教育本义”,便是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可以说,“五四”思想先驱们对教育改革的期待一开始就是着眼于人的心灵的发展。
    今天,许多人在谈论民主教育的时候,往往感叹中国的教育理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其实,在现代中国,有一位被我们有意无意冷落了很久的民主教育的先驱者,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
    是的,如果我们细细清理陶行知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教育遗产,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他在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民主精神。纵观中国教育史,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陶行知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民主教育”的教育家。
    翻开《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我们会发现,陶行知关于民主教育的思想至少体现在以下10个方面——
    第一,民主教育的对象是全体人民。“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无论什么阶级,都要有受教育的机会。……民主教育是要力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教育为公’就是机会均等:入学时求学的机会均等,长进的机会均等,离校时复学的机会均等,失学时补习机会均等,而且老百姓有办学管教育的机会。”“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东西贡献给老百姓。”
    第二,民主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世界主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中华民国是一个公司,四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做老板。男人是男老板,女人是女老板;大人是大老板,小孩是小老板。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老板,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拿这种浅显而重要的意思由学生一面学,一面教给不能进学校的老百姓,他们就变成了民主的小先生。”“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天所应当养成的学生。”
    第三,民主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民主的创造,是要使多数人的创造力能够发挥。在专制时代,少数人也能创造,但多数人的创造的天才被埋没,或因穷困忙碌而不能发挥,即使发挥也会受千磨万折,受到极大的阻碍。民主的创造为大多数人创造,承认每一个人都得到创造的机会。这是与专制的创造不同的地方。”“培养创造力,以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
    第四,民主教育是提倡学生自治的教育。“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须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学生自治是学生团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从学校这方面来说,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养成服从的人民,必须用专制的方法;养成共和的人民,必须用自治的方法。”
    第五,要运用民主的作风教学生。“教育的方法要采用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养成终身好学之习惯以克服短命教育。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只有校长教师学生工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才能造成一个民主的学校。”
    第六,教师应当向学生学习。“教你的学生做先生。你跟学生学,是教导学生做你的先生。如果停止在这里,结果怕要弄到师生合作守知奴,于大众毫无关系。你必得进一步教你的学生去教别人。你必须教你的学生把真理公开给大众。你得教你的学生拿着真理的火把指点大众前进。……和学生站在一条战线上。教学不和学生站在一条战线上便不成为教师。……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尽了教师的天职。”
    第七,必须造就民主的教师。“民主的教师,必须具有:(一)虚心;(二)宽容;(三)与学生共甘苦;(四)跟民众学习;(五)跟小孩学习——这听来是很奇怪的,其实先生必须跟小孩子学,他才能了解小孩的需要,和小孩子共甘苦。并不是说完全跟小孩子学,而是说只有跟小孩子学,才能完成做民主教师的资格。否则即是专制教师。”
    第八,理解学生的心灵世界。“我们要懂得儿童。”“我们应该了解儿童的能力需要。儿童有许多痛苦是由于父兄师长之不了解。不了解则有力无处用,有苦无处说。我们要知道儿童的能力需要,必须走进小孩队伍里去体验而后才能为小孩除苦造福。我们必须重生为小孩,不失其赤子之心,才能为儿童谋福利。”“我们必须会变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第九,提倡师生平等。“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我们最注重师生接近,人格要互相感化,习惯要互相锻炼。人只晓得先生感化学生锻炼学生,而不知学生彼此感化锻炼和感化锻炼先生力量之大。先生与青年相处,不知不觉的,精神要年轻几岁,这是先生受学生的感化。学生质疑问难,先生学业片刻不能懈怠,是先生受学生的锻炼。”“您若变成小孩子,便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
    第十,尊重儿童人权。“我们应该承认儿童的人权。……我们解除儿童痛苦增进儿童福利,首先要尊重儿童的人权。”
    …… ……
    恕我孤陋寡闻,在我所涉猎的中外教育理论书籍中,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位教育家,对民主教育有如此真诚、精辟而全面的论述。“陶行知”这个名字因此而成为中国教育的骄傲。
    20世纪的中国,也因为有了陶行知,便燃起了一把民主教育的思想火炬!
    而且,这火炬至今还在燃烧并照耀着我们今天的教育——对照我们现在的许多不民主的教育弊端,我们不是可以感受到陶行知那穿越世纪的深邃目光吗?遥望新世纪的教育曙光,我们不是仿佛听到了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的回声吗?
    的确,陶行知的教育探索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他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至今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如江泽民同志所高度评价的那样:“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巨人’。”(1986年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诞辰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纵观陶行知先生一生的教育思考与实践,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真正是素质教育的先行者。所以,李岚清同志曾这样题辞道:“以陶行知先生为楷模,为办好我国全民素质教育作贡献。”
    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陶行知所有的教育思考与实践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朴素的理念之上的,这就是追求“真教育”。在读陶行知的书时,我每每被他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真正的实事求是态度所感动。陶行知先生一生也以“追求真理,贯通真理,为真理而战”激励自己,对一切形式的虚假教育充满了厌恶,因而热切呼唤教育的真挚、真诚、真实。他大声疾呼:“为人须为真人,毋为假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他教育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以说,他的“生活教育”、“民主教育”、“教学做合一”等教育思想与实践都是“真教育”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上结出的硕果。
    中国教育又走到了世纪之交的门槛。我们今天重温陶行知先生的民主教育思想,其意义还不仅仅是用于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消极批判,更在于面向未来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积极建设。陶行知民主教育理论不但应该而且完全可以融入我们今天所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他的民主教育思想,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精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素质教育是陶行知民主教育的继续与发展。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提出,创造能力的培养应是素质教育的重点。我认为这也是素质教育真正面向未来的标志,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江泽民),而培养创新能力必然呼唤着民主教育。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特别指出:“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伟大民族,古代中国人曾以‘四大发明’等众多科技创造闻名于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天,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开放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教师与学生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确,培养创造者的前提是教育必须充满民主。没有民主,便没有创造;没有民主的教育,便没有民族的未来。
    民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的情感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人的创造力的解放……一句话,人的个性的解放!这就是我们今天继承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遗产的意义所在。
    “(教育)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陶行知)
    是的,教育民主的洪流已经涌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抵抗它。愿中国教育改革的有志者们,顺应这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把我们的教育带入21世纪,进而把我们可爱的中国引向真正文明、繁荣与强盛的新时代。深入学陶师陶,扎扎实实推进新教育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