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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论读书与读书人 |
| 作者：杭州师范学院 梁晓凤 发表日期：2004/05/06 09:58:23 浏览：5781 |
从前有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说：“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孟子说得更露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传统教育的读书观在中国影响几千年。
本文介绍陶行知关于读书与读书人的论述，从中可以使人们看到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超凡的创造性、深邃的教育智慧和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读来，催人奋进，为读书入展现出犹如朝阳一片曙光。
文字和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
1927年，陶行知指出：“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文字与书本倘能使用的得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老八股’与‘洋八股’的学生却不用他们来学‘生’，偏偏要用他们来学‘死’。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生活工具主义的教育》)。
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陶行知指出：“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书本是个重要的工具，但书本以外的工具还多着呢……我们不排斥书本，但决不许书本做狄克推托(注：英语中的Dictator，独裁者)，更不许它与‘做’脱离关系，而成为所谓‘教学’之神秘物。”(1928年3月)
在陶行知看来，书本是人生工具之一，它和筷子、锄头一样，只可用，不可呆念。筷子是吃饭的工具，若不去用它，而是对着它“筷子、筷子”的念，那就成了“筷呆子”了。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说，寻常人有一个误解：“就是误以读书为教育，只要提到教育，便联想到读书认字。他们以为一切教育都从读书认字出发。他们只管劝人家识字读书、不顾到别的生活需要。识字读书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谁也不能否认。但是样样教育要从教书入手，走不得几步便走不通了。”(1929年2月《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我国历来的教育只是教员教书、学生读书，刻板式的自古迄今不稍易变，就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因此弄成整个死的教育。”1932年6月(《仍在不掇研究中的‘生活教育’》)
说得具体一点是：“一般知识阶级，他们是劳心而不劳力，读书而不做工，所以形成了‘书呆子’。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充其量只是做一个活书厨，贩卖知识而已。”“农工阶级呢?他们是劳力而不劳心，做工而不读书，所以形成了一个‘田呆子’。中国有了‘书呆子’和‘田呆子’，所以形成了一个‘呆子国家’。”“读书的人除劳心以外，不去劳力，除读书以外，不去做工，以致不能生产。他们寄生在社会上，只是衣架饭囊，为社会国家8888888。中国目前的坏，坏在哪里?可以说完全坏在这一班人身上。做工的人除劳力以外，不去劳心，除做工以外，不去读书，以致不能自保其利益，而受他人横搜直刮，要他们做国家的主人翁，那更是在做梦。”(1932年11月《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
陶行知说的是七十年前的状况，但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可以看到传统教育的阴影。因此，陶行知所说的仍然值得今人警觉，以免历史重演。在21世纪里，我们再不要培养书呆子。我们要实现全民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素质，再不要培养田呆子、工呆子，让他们能做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中国是一个读书大国。因此，读书问题就像温饱问题一样，是个头等大事，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读书是为了什么?谁也不会怀疑，读书的直接目的是求知识、学做人。然而，很少有人进一步地去问：单单读书，成天埋头书本，就能求得知识和学会做人吗?
陶行知是非常看重书本的，在《读书》(1939)一文中，陶行知说：“书是一种工具，不可读，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
陶行知也非常珍惜人类的历史经验，但他反对“为读历史而读历史。”他一贯主张“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的教训必须通过现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这种经过生活滤过的历史教训，可以便我们的生活倍上加倍的丰富起来。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绝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更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的做一只小泥鳅。”(1936年3月《生活教育之特质》)。
陶行知言简意明的这一段叙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书不可不读，然读书与生活分不开。生活需要读书求知，但必须从生活中滤出真理来。
尽信书，不如无书
在中国，读书的历史有几千年。但少有人来总结读书的经验与教训，致使许多学子徒耗了宝贵的青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此话很有点哲理，对书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会说出这句话。陶行知发表《“伪知识”阶级》(1928年1月)一文像是对此话的一个精辟论述。陶行知指出：“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动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根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牙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是伪知识。”但每个人不可能样样知识都从自己的直接经验里得来，学习别人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学。陶行知说：“抹煞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运用，那真可算是世界第一大呆子。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别人经验里发生的知识使他成为我们的真知识，而不要成为我们的伪知识。”
陶行知把这个知识的转化过程(学习)比做“接技”。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的知识里去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其实，他已经不是别人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知识了。倘若对于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末无论如何，也是接不活的。”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且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比如，在烈日下生活过的人，便能理解热带是热的；在冰天雪地地里呆过的人，便可明白南极、北极是极冷的。有了这点经验做根，那末，从书上看到的或听别人说的，也是自己的真知识了。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似乎默认了一切知识都在书里。陶行知指出：“知识的一部分是藏在文字里，我们的问题又成为：‘什么文字是真知识?什么文字是伪知识?经验比做储备金,文字比做钞票。钞票是准备金的代表，好一比文字是经验的代表。银行要想正经生意必须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根据经验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这种经过生活滤过的历史教训，可以便我们的生活倍上加倍的丰富起来。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绝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更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的做一只小泥鳅。”(1936年3月《生活教育之特质》)。
陶行知言简意明的这一段叙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书不可不读，然读书与生活分不开。生活需要读书求知，但必须从生活中滤出真理来。
尽信书，不如无书
在中国，读书的历史有几千年。但少有人来总结读书的经验与教训，致使许多学子徒耗了宝贵的青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此话很有点哲理，对书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会说出这句话。陶行知发表《“伪知识”阶级》(1928年1月)一文像是对此话的一个精辟论述。陶行知指出：“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动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根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牙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是伪知识。”但每个人不可能样样知识都从自己的直接经验里得来，学习别人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学。陶行知说：“抹煞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运用，那真可算是世界第一大呆子。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别人经验里发生的知识使他成为我们的真知识，而不要成为我们的伪知识。”
陶行知把这个知识的转化过程(学习)比做“接技”。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的知识里去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其实，他已经不是别人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知识了。倘若对于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末无论如何，也是接不活的。”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且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比如，在烈日下生活过的人，便能理解热带是热的；在冰天雪地地里呆过的人，便可明白南极、北极是极冷的。有了这点经验做根，那末，从书上看到的或听别人说的，也是自己的真知识了。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似乎默认了一切知识都在书里。陶行知指出：“知识的一部分是藏在文字里，我们的问题又成为：‘什么文字是真知识?什么文字是伪知识?经验比做储备金,文字比做钞票。钞票是准备金的代表，好一比文字是经验的代表。银行要想正经生意必须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根据经验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欧战时，德国马克一落千丈，当时有句笑话，说是‘请得一席客，气车载马克’……吾国文人写出了汗牛充株的文字，青年学子把他们在脑子里都装满了，拿出来，换不得一顿饱。这些文字和德图纸马克一样的不值钱，因为他们是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不值钱的伪知识。”试观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哪一本不是生活经验的艺术结晶?因此，读书首先要识别真伪，不可轻信。“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的性质一样，“读他一辈子，不能识别他的真伪。可是用他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伪的便用不出去。”陶行知告诚国人：“我们个人和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穿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他上面流连忘返。”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伪知识?简言之“真知识是思想与行动结合而产生的知识，真知识是安根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人家的真知识，接在我们素有的经验上，也可变为自己的真知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她必须以真知识为基础，才能成为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我们的现代化事业需要成千上万的有真知灼见的学子。1931年8月发表《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陶行知说：“为读书而读书，为讲书而讲书，为听书而听书，为看书而看书，再不应该夺取我们宝贵的光阴。”一本书好不好，他提出了三个判断标淮；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用书必有目的，每遇到一本书，我们不由得会问：“你能帮助我把这件事做得好些吗?你能帮我生活得更丰富吗?”如果不是为了去动作，去思想、去产生新价值，那么，读书有何用呢?
“不做无学，不做无教”，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他倡导“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以书本为工具，将书置于两旁，而最要者还是做……拿书本与社会对照，非为读书而读书，亦非因科学而科学。(1932年6月《仍在不辍研究中的‘生活教育’》)。
陶行知有一首小诗，形容读书说：用书如用刀／不快便须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整日大磨其刀．连婆婆都饿死了，磨刀又何用?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早在南京高师任教时，陶行知年仅27岁便崭露出超众的教育才华。在一次演讲中他说：“深望诸生能思想以探知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知识之归宿。盖明知识之本源，然后乃能取之无尽；明知识之归宿，然后乃能用之无穷。若徒以灌输知识为务，而不求所以得求源流，则枯寂之弊所不能免，又安能尽物之性哉?”阳行知此语道出了‘传统读书观的弊端，在于呆读，以灌输知识为务，而不求所以得求源流。从而造成了过去文化科学的落后。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陶行知认为阳明说得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淘行知以小孩的认知过程来说明“行是知之始”，当他尝过夏天的酷热，便知道抽象的热，尝过甘草又尝过黄莲，便明了甜和苦。当他碰到铁、铜、木头，又碰到了棉球，便明白了“硬”和“软”。对于小陔来说，无疑“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佛兰克林通过放风筝，才知道电可由一根线从天空引下来。加利略把轻重不同的球从比萨斜塔上落下来，才知道物体下落的快慢与物体质量无关。达尔文观察了大量的动植物，才发现“天演论”。蒸汽动力最初从观察烧水时蒸汽推动壶盖而为人发现。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下坠，便引发出“万有引力”。“教一切、学一切都要以‘做’为基穿”“古今中外所发现第一流的真知灼见，就我所知，无一不是从做中得来。”“达尔文和华莱士之天择学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乃是在动植物中经年累月的一面干、一面想，干透了，想透了，然后才有这样惊人的发现。”(1929年1月《答朱端琰之问》)。
墨子在《墨辩》中提出三种知识：亲知、亲身得来的；闻知，从他人那儿得来的；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陶行知说：“现在一般学校所注重的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罢了。”(1927年6月《行是知之始》)。陶行知以“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否认闻知与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因为“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可见，“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如果读书人只满足于闻知之取得，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那么，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就会处处落于人后，并与一切发明创造无缘。“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真是读书人的座右铭。
陶行知说：“书是从哪里来的?书里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毫不迟疑的回答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真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我要声明著书人和注书人抄书人是有分别。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向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需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1936年3月《生活教育之特质》)。
在中国，吃书人多，用书人少，所以著书人就少了。许多伟人如马克思、思格斯、孙中山、毛泽东等，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读古今中外的书比常人多得多，他们在做中用，即行即知，所以革命实践经验丰富，著述亦丰富。当今的中国人不希望读书人将来只能成为抄书人和注书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需要的是一大批勇于求知、善于探索真理、有创造能力的人。传统教育的做法是，先让人的头脑里、装满知识，然后再到社会去行动。陶行知告诫国人：“中国学于被先知后行的学说所麻醉，习惯成了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有行的勇气，才有知识的收获”，“先知后行的土壤里，长不出科学的树，开不出科学的花、结不出科学的果。”(1930年3月《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陶行知倡导，这种行动的教育应从小抓起，不能把人的一生分成几段，先读书，然后再行动。所以，要想读好书，便要从小有良好的行动习惯，培养他们的探求精神，为探求去想、去看、去听。
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中，“读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读书了。陶行知认为，没有行动的教育是假教育，平日过的是少爷小姐的生活，便念尽了汗牛充栋的劳动书，也不算是受劳动教育，这样读书，终难明白劳动。“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童馆里的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1928年1月《“伪知识”阶段》)。“请看，中国的火车行了几十年而第一个火车头今年才造起来，这是中国科学八股无能之铁证!”(1931年8月《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
二亲原则
早在1926年9月，陶行知曾指出：“学校不是道士观、和尚庙，必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要有化社会的能力，先要情愿社会化。”(《我之学校观》)。在晓庄师范一周年时，陶行知提出了“二亲原则”；“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的大门口。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道理，究嫌隔膜。所以我们要把汗牛充栋的书本移在两旁，做我们的助手，不可使他们立在中央，把我们和人民万物离间掉。”(1928年3月《这一年》)书呆子就是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人，他们与人民万物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善于高谈阔论、写点空文章。中国是个读书大国，怎样读书?这个问题解决得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着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是否只须读读书，就能成功?陶行知的回答是：“我们对于儿童的培养，不只是文字技术的训练，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培植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念与态度，用科学集团的力量，来解决他们本身现实生活的困难，取得本身现实生活的需要，满足本身现实生活的欲望，而促进人类更大的发展。”(1934年11月《普及平民教育》)陶行知指出：“为着最高的目的而忘了发展的过程和为了发展的过程而忘了最高的目的，都是钳误。”(1939年112月《答复一位朋友的信，谈生活教育》)。1939年陶行知创办了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重庆育才学校，以实践他的教育思想。
“育才学校全盘教育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这里不是一个旧的教育场所，而是一个新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给儿童以什么样的教育，同时更在于如何使儿童接受那样的教育，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应有一个教育理想与计划，而在于如何通过集体生活达到那样一个理想与计划。”(1940年8月《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陶行知在实践中解决了两个“如何”，值得今人借鉴。《纲要》指出：“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只是一个悲剧。”“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这是克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悲观懦性思想的有效药剂。”“集体生活是用众人的力量集体地创造合理的生活、进步的生活和丰富的生活，以这样丰富、进步而又合理的生活之血液来滋养儿童，以集体生活之不断的自新创造的过程来教育儿童。”
这里，陶行知非常重视怎样去造就一个“人”，首要的任务是使人社会化。没有人的社会化就不会产生化社会的能力。坚持最高目的并把握教育的过程，这是教育者的天职和艺术。人生有多方面的需要，若顾此失彼，缺一方面，就不是全面完善的教育，就会使人生步履艰难，正如陶行知所说的：“样样教育都要从教书入手，走不得几步便走不通了。”(1929年2月《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样样教育都从读书入手，那无形的书便不读了，将使人生的道路变得狭窄，犹如走进一条死胡同。
陶行知说：“书呆子就是读书没有目的的人。我平时尽力劝人不要做书呆子。”(1928年4月《湘湘教学做讨论会记》)。1927年1月，在《新教育》杂志上刊出晓庄师范招生广告上特别申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晓庄师范的图书馆取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只知道读书不会做别的事，便是书呆子，书呆子和只会吃饭的饭桶一个样子。这种人对社会是无用的。书呆子充其量只能做一个“高级游民”。
纵观近代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国吃尽了“书呆子”的苦头，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不能再重演了。在21世纪后的世界上决没有呆子国的立足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里，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陈腐的读书观念还根深蒂国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这与时代的迅速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但是也如同吃饭讲究科学饮食一样，读书也有许多讲究，要倡导“书是一种工具，不可呆读，只可用”，人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那么我们的民族便骑上了千里马，必将一日千里地进步，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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