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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
| 作者：丁丁 发表日期：2002/12/03 09:40:06 浏览：3173 |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的一生及其教育理论
丁丁
一、陶行知为祖国为人民艰苦奋斗的一生
陶行知是安徽人， 1891年生于皖南歙县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又名知行，后改为行知。幼年时，家境贫寒，无办上学，因他聪明好学，被塾师方庶咸发现，六岁时免费入学。十五岁免费进歙县崇一学堂学习，各科成绩优异，三年功课两年学完。十七岁借资赴杭州考入广济医学堂学医，后困不满该校对不信教学生的歧视，愤而退学。十九岁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二十岁他主编学生办的学报《金陵光》（中文版），发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勉励同学及时努力，勿使自己老大徒伤悲；警戒同学勿以恶小而为之，戮力同心，使中华民族大放光明于世界。二十三岁赴美留学，入伊利诺大学，得政治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陶行知于1917年（二十六岁）回国，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并代理教务主任。他考察中国教育的现状，于1918年，提出“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发表《智育大纲》、《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等文章。1919年，参加组织“新教育共进社”，发表《教学合一》、《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章，主张教与学结合，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反对沿袭旧法，仪型他国；不要做政客教育家，书生教育家，而要做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第一流教育家。1920年，在南京高师倡办暑期学校，提高中小学教师水平，并组织留校学生教平民识字。1921至1922年，主编《新教育》杂志，起草《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致力于学制改革，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时，他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1923至1924年，推行平民教育，被推选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董事部书记，并受聘为安徽公学校长。为了专心致力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和平民教育运动，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职务，拒绝了北洋政府请他当武昌高等师范校长的任命。
1925至1926年，由于和晏阳初的思想认识不一致，陶行知将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分立出来，平民教育运动不再属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事业范围。这时，他深入研究乡村教育问题，在南京燕子矶创设试验乡村幼稚园，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重要文章，筹备创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把“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 1927至1930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通过实践和理论研究，他提出“生活教育”学说，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造》。国民党教育部企图把晓庄师范改为大学，为陶行知拒绝。为了适应我国农村的特点，晓庄师范实行教育和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为中国农村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重视。陶行知抛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穿草鞋，挑大粪，和农民打成一片，并且把母亲和孩子从北京迁到晓庄安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给合最早的一个典范。1930年4月，晓庄师生参加南京市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支援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4月8日，蒋介石封闭了晓庄师范，并下令通缉陶行知。当年秋天，国民党特务追捕到上海，陶行知被迫赴日本避难。
1931年春，陶行知回国，隐居上海，受史量才之聘，任《申报》政治顾问，并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上发表杂文，抨击不抵抗主义，主张抗日救国。同时，提出了科学下嫁运动，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做科学普及工作。
1932至1935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提倡小先生，普及大众教育，并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出版了《古庙敲钟录》、《普及教育》等论著。在这一时期，陶行知认真学习马克思著作，与蔡元培、陈望道、叶公绰、李公朴、章乃器联名发起举行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举办科学社会主义讲座，并且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起草《国难教育方案》，使山海工学团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1936年，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被推举为社长。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领袖以及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6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任陶行知为国民外交使节，同时，应世界新教育会议的邀请，他从香港出国，出席了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10月，陶行知在伦敦瞻仰了马克思墓，并写了“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马克思墓号），小坟葬伟大”的诗，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敬意。接着他访问了欧、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斗争，动员侨胞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一直到1938年才回国。
1938年9月，陶行知在香港发表回国三愿：一、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二、办难童学校，培养人才幼苗；三、在港创办中华业余学校，动员侨胞抗日。第一个愿望被蒋介石扼杀了，未能实现。10月陶行知到汉口参加新安旅行团三周年纪念会。会上他勉励孩子们骑到真理的背上去。由于陶行知在国外宣传我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国民党迫于抗战形势，聘请他为国民参政员。这时，成立了战时教育协会，陶行知被推举为会长，又到桂林主持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长。
1939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移驻重庆，陶行知经常去看望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诸同志，听取党对政治形势的分析。7月，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开学，从难童中选收来的二百名人才幼苗，在陶行知的精心培育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绝大多数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育才学校是一所新型学校，既重视培养学生的普通文化知识，又注意发展学生的专业特长，并经常进行为中华民族献身、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教育。校内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地下支部协助了陶行知的工作，学生学习刻苦，思想活跃，成为当时国统区的“解放区”。皖南事变后，重庆政治上更加黑暗，物价飞涨，育才学校受到特务威胁和经济来源断绝的严重困难。陶行知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指导，育才师生团结一致，卖字募捐，开荒生产，虽一日两餐稀饭，终于度过艰难时期。陶行知非常关心学生的德智体以及工作能力的培养，他向学生提出“每天四问”：第一问，我们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们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们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们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写了《创造年献诗》、《创造宣言》，鼓励育才学生成为“人人是创造之人”。周恩来同志对育才学校是极为关心的，曾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到育才学校讲抗战形势，并题词：一代胜似一代。又亲自指导育才党支部的工作，解答陶行知提出的有关问题。事后又派人给陶行知送去一件延安织制的毛衣和有关大生产照片，还捐钱添置运动器材。在这期间，陶行知除了办育才学校以外，还主编《民主》星期刊，出版《民主教育》，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提纲》、《民主教育》等论著，提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鲜明观点。同时与张澜、沈钧儒、胡愈之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和平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同志由延安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陶行知作为人民团体代表到机场迎接，还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毛泽东离开重庆时，他又率领育才师生到机场送行，并与毛泽东合影留念。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发表《社会大学颂》。2月，为了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重庆数万人在较场口集会，他和郭沫若等民主领袖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打伤。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上海，积极投入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到沪百日，演讲百余次，废寝忘食，不遗余力。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十万群众欢送人民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高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运动的激流，吓坏了蒋介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15日，又在昆明暗杀了闻一多，准备第三枪暗杀陶行知。16日，陶行知给育才学校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23日，暗杀陶行知的黑名单已经传出，他在与郭沫若谈话时，坚定地说：“我等着第三枪。”24日，他连夜整理了他的诗稿十万字，准备就义。7月25日凌晨，陶行知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
二、不断进取、勇于献身、富于创造精神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是一个不断进取，不畏艰险，敢于攀登高峰的人。他学过王阳明的学说和杜威的学说，见过美国、日本、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他在教育实践中不照搬照套，而能取其精华，舍其糟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改革旧教育方面他提出以知识和科学武装人民，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在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办学校，遭到各种阻碍和迫害，但他毫不气馁，迎难而上，采取不同的办学形式和教育方法，来教育青少年和劳苦大众，实现他改造中国教育的理想。在政治上，他从不大过问到不得不过问，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成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受人民爱戴的民主运动领袖。在思想上，他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到辨证唯物主义。他不停顿、不后退，不接受反动派的高官厚禄收买，不害怕反动派的死的威胁，面对敌人的枪弹，日夜以继地战斗，直至生命的终结。
陶行知是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富于献身精神的人。为了改造中国的乡村教育，他辞掉了大学教授的职位，把多年积蓄的一千银元拿出来试办晓庄师范学校。1935年，新安旅行团出发宣传抗日救亡，宣传生活教育，陶行知把他原为安葬母亲用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五百银元捐助他们购置电影放映工具，到全国各地去旅行宣传。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时，他把当参政员的每月三百多元车马费全部献给学校。他的家先由歙县搬到南京，又由南京搬到北京，最后由北京搬到晓庄。1930年蒋介石通缉他以后，他几乎成了个没有家的人，到处奔走，战斗。1936年，他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出国访问时，母亲、妹妹、妻子都已去世，几个孩子由朋友照顾。他的几个孩子都没有读过旧社会的普通大学，很早就步入社会，一边自学一边工作。他对孩子要求严格，从小就教他们背诵于谦赞颂石灰的诗：“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现在，陶行知的出生地歙县黄潭源村，除了故居屋基前后的流水和翠竹以外，没有任何产业，完全实践了自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誓言。
陶行知是一个富于创造精神的教育家。他不盲从古代人，也不盲从外国人，更不无原则地迁就现代人。对好的思想、理论，他能虚心地吸取，不好的东西予以扬弃。他博学求进，重视实践，把实践中群众拥护的新经验进行综合分析，悟出道理，上升成为理论。他有一颗强烈的热爱中华民族的心，敢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他是最富于创造精神的教育家。他第一个认识到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必须以知识和科学唤起农民觉醒，才能改造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下乡，倡导以教育改造乡村落后的经济和落后的思想；第一个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第一个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和教育本身的规律，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第一个从穷国的现实出发，创立了“小先生制”，采用“即知即传人”的方法普及教育；第一个创办试验乡村师范，从实践中提出“教学做合一”、“手脑相长”等教学原理；第一个提倡废除打骂教育，主张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儿童；第一个从难童中选出人才幼苗办育才学校，使普修课（文化工具）与特修课（专业技能）密切结合；第一个反对过分的考试制度，提出解放儿童的创造力，使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得以出现于国际舞台，他是第一个在教育改革上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一直跟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走的人民教育家。
三、主要著作和创造性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普及教育》、《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谈生活教育》、《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宣言》、《社会大学运动》、《行知诗歌集》、《行知书信集》等。
陶行知创造性的教育理论是“生活教育”学说。生活和教育的对立统一，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生活缺少教育，就会停滞不前，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必然阻碍社会发展。社会生活教育了人，教育提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日益向高度发展，除了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推动以外，生活和教育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斗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在有阶级对立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的主导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广大劳苦群众只能从现实生活中受到一些感性教育，从老一代人的语言和行为中得到一些理性教育，与统治阶级相比，他们显得愚昧一些。旧中国农民，生活在最低层，受不到学校教育，缺少文化科学知识，被迷信统治，相信命运，这是封建社会长期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是要从思想和文化、科学方面解放农民。
“生活教育”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它的着眼点是劳苦大众。针对旧社会的小众教育，陶行知提出了大众教育。为了使工农劳苦大众能够学文化、学科学、学民主，提高社会生活地位，他突破了普通学校的教育形式，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中华业余学校、重庆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还有民众学校、通讯学校（函授）、空中学校（广播）、自动学校、读书处、中心茶园等。他提倡的“即知即传人”、“小先生制”等方法，也是从劳苦大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便于他们不脱离生产而能参加学习。他的中心目的，要使劳苦大众成为“有活力的国民”，“做国家的主人”。
“生活教育”不仅从社会的实际出发，还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例如晓庄师范的学生，都受过中等以上学校的文化教育，就强调向实际学习；育才学校的学生，都是小学程度的难童，就首先加强系统的文化学习，然后逐步增加专业内容；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农民，就着重识字教育，“生活教育”的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生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必然向前发展。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时期：1．乡村教育时期；2．普及教育时期；3．国难教育时期；4．战时教育时期；5．民主教育时期。
“生活教育”学说，是针对旧社会的普通教育进行的一次教育革命。它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生活和教育的关系，高于杜威的《学校与社会》，也高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今天，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已不能适应科学飞速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建设两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急需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单靠现有的普通学校，不可能实现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的任务。目前，各种职业学校、业余学校、职工学校、函授学校、广播电视学校的发展，以及自学成才的提倡，都说明普通学校培养人才的局限性，需要进行改革，教育的结构和层次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切合现实社会生活需要的教育形式和改革普通学校教育的进程中，可以从“生活教育”学说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师范学校的学生，要学习教育理论，学习各国的教育学说，还要学习有中国特色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独立思考，深入实践，自觉地得出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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