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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家
作者:吴一德   发表日期:2002/12/03 09:36:37   浏览:3142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家
         ——陶行知哲学思想及其发展
        吴一德
                                    
      陶行知的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样也有个发展变化过程。他早年信奉过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学说,为此而他把名字改为陶知行。以后在生活和教育实践中,他认识到王阳明学说的错误,断然改正过来,名字也由陶知行改为陶行知,在批判和改造“知行合一”学说的基础上,确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陶行知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后来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逐步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家。
      陶行知受过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影响,但这位富于创造性的教育家,后来对实用主义进行大胆的改造、扬弃,创造出为人民服务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另。不看到陶行知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把二者混为一谈,不是科学的态度。
    一、陶知行—陶行知—行知行
    
      作为人民教育家、政治家的陶行知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认识论即对行与知的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陶行知虽然没有留下很多的哲学专著,但他的哲学思想却贯串在他数百万字的教育论著中。从他的教育实践和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行与知关系的认识上是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的。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读书时,信奉玉阳明“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学说,认为王阳明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是对的,为表明对王阳明学说的尊崇,把自己原名陶文溶改为陶知行。后来陶行知在生活和教育实践中逐渐地认识到王阳明的公式是错误的。1927年他发表《行是知之始》一文,指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恰恰相反:‘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把唯心主义在知行问题上颠倒的理论重新颠倒了过来。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他的观点。他说:“佛兰克林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汽推动壶盖,便想到蒸汽也能推动机器。伽利略翁在毕撤斜塔上将轻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轻重之球是同时落地的。在这些科学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由此他否定了王阳明唯心主义的知行观,确定了“知”来源于“行”,即认识来源于实践的思想,也就是实践——行是第一性的,认识——知是第二性的,从而确立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对于这个基本观点,他以后用极其通俗而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又说“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知来源于行,认识来源于实践,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表明与王阳明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决裂,他把名字由陶知行改为陶行知。
      从整个认识过程来看,行动产生知识,实践产生认识,知与行的关系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陶行知是怎样认识的呢?他在以后的教育论中,作了明确的阐述。在《生活教育》半月刊第11期上《行与知》这篇通讯里说得比较清楚。开始,他有位朋友误认为陶行知的理论是“知行知”,他明确口答说:“我的理论是‘行知行’。”那位朋友辩解说:有了电的知识才去开电灯厂;开了电灯厂,电的知识更能进步,这不是“知行知”吗?陶行知解释说:“那最初的电的知识是从那里来的?是像雨一样从天上落下来的吗?不是。是法拉第、爱迪生几个人从把戏中发现出来的!说庄重些,电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找出来的。……故最初的电的知识是由行动中得来,那么它的过程是‘行知行’,而不是‘知行知’。”陶行知在这里进一步阐明知识来源于行动的道理,同时也说明了“行知行”这个公式。对于“行知行”之间的内在关系,他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写道:“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须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陶行知在此,很清楚地指出:知来源于行而又指导行,即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辩证关系。陶行知的认识论的公式是:行(实践)——知(认识)——行(实践)。这里陶行知所指的“知”以后的“行”是有理论指导的“行”,是冲入更高境界的“行”。对于这一点,陶行知又用通俗的语言表达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为了反映他的知行观,后来又改用笔名“行知行”。并专门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辟“行知行”专栏,发表这方面的论文。
    二、陶行知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
    
      在对待知识问题上,陶行知说:“书是从那里来的?我们毫不迟疑的回答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我要声明著书人和注书人、抄书人是有分别的。”在各种知识中,陶行知特别强调亲知,认为亲知是一切知识之本。他说:“‘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他指出:“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又说:“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之来源,并不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本。”为了说明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本,他说:“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提出了“接知如接枝”的说法。他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已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做根,然后别人相类的经验,才可以接得上去;我们必须有个人的经验做基础,然后才能了解和运用人类全体的经验。”
      陶行知不仅强调亲知,他还强调行动即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有行动的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又说:“不钻进老虎洞,怎样能捉到小老虎。”毛泽东对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科学论述:“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陶行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基本精神,也是和这论述相符的。
      综上所述,陶行知在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中行与知的关系,亲知是根本以及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等等方面的认识都是唯物主义的,而且逐渐地向辩证唯物论转化,有些方面的论述已达到辩证唯物论的高度。
      《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都是劳苦大众创造的。从实践的观点看,生活是发展变化的,教育也要随着发展变化,生活教育的理论,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改、充实和发展。他常说一切都是前进的,你自己满足了,那就完了。他主张一切思想、学说、理论、制度等,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凡不合理的立刻改掉。基于这种认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影响和领导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内容,不断改进。例如到国难当头时期,他说,为着争取大众的解放,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又说:“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不救民族之生命,哪能救教育之生命!”“只有救民族之生命,则教育自然有生命了。”
      人人参加实践,人人都有知识,人人都可以在生活教育中参加教育活动。他说:“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作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作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作我们的学生。”他在《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文章中又说:“骄字是阻碍我们进步的最大的敌人。我们要虚心地跟一切人学:跟先生学,跟大众学,跟小孩学,跟朋友学,也跟敌人学,跟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要学得专,也要学得博。”他还指出办民众教育必须承认:“农人是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农人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农人!工人是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工人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
    工人!小孩子是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
      围绕生活教育的理论,陶行知同时创造了“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等教育方法。这同样也是立足于实践,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他强调“在做上学,在做上教”,“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并提出,“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真学”,“比如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
    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这种在实践中教,在实践中学的思想和“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正确的认识规律。
      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的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又认为:“劳力与劳心分家,则一切进步发明都不可能了。”因此,他积极提倡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他说:“真正之做,须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他发现如果“手脑联盟”,“污秽的垃圾可以用来点灯烧饭,窒人的氮气可以用来做养人的肥田粉,煤黑油里可以取出九十多种颜料”。由此说明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就能在实践中获得新知。
      陶行知积极提倡“以教人者教已”。他说:“最重要的学理,就是‘为学而学’不如‘为教而学’之亲切。为教而学必须设身处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使人明白,自己便自然而然地格外明白了。”这也说明教人也离不开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出智慧,有目的的实践和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能产生好的成果。他在1941年写的《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说明认识论的辩证发展过程是“人类和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而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此而跃入真理之高峰”。很显然,这说明陶行知在研究马克思理论的道路上不停地前进着。
    三、陶行知的哲学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区别
    
      曾经有人认为陶行知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或者“与实用主义区别不大”。这个问题应当从具体的事实和他的实践中去分析,去检验。
      众所周知,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或称实验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他曾在“五四”前夕来华讲学,当时由于胡适等人参与鼓吹,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影响较大。解放后,曾对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过批判。
      陶行知毕竟是杜威的学生,起初,他的教育思想及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也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一定影响。他回国之初,“五四”运动前后,也曾传播过“教育生活化”、“学校社会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但是,这位富于创造精神的教育家,时刻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艰苦探求中华民族的生路。在实践中,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勇敢地创造性地对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改造,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哲学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从教育对象和为谁办学方面看:杜成整个教育思想的着眼点是学校里的儿童,学校里的青、少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是为美国资产阶级服务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对象是人民大众,目的在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服务。从教育目标看:杜威明确要求学校必须教给儿童、学生以谋生的知识与技术;陶行知要培养的是劳力上劳心的工人、战士、做主人的人。从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来看: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故学校里一切教育活动、设施都要以儿童为中心,呈现现实社会生活;陶行知认为“教育以生活为中心”,“是生活便是教育”,并认为“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的唯一教育”。
      陶行知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也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是要把生活局限于教育的范围,把学校作为社会,使学生适应现时社会,以便培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人才。陶行知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杜威教育理论中积极进步的东西并加以改造。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颠倒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培养学生为生活而斗争去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创立了为人民大众求解放服务的教育理论。他曾批判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只不过是把小鸟关在笼子里,最多放进一些树枝那样。可见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本质的区别。一个要适应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要改造旧中国。所以,不能把唯物主义的陶行知与实用主义的杜威混为一谈。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同义语。它的中心概念是“经验”。杜威认为经验是人的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杜威所谓经验无所不包,人(经验的主体)和自然(经验的客体)都包括在内。杜威根本否认物质客观世界的独立存在。他认为通过人和环境相互作用,所认识的只能是为人的活动所反应的结果的经验世界,而不是离开人的经验而存在的物质世
    界。这就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
      人的知识在行动中(实践中)怎样产生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人们在实践中(或行动中),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产生感觉,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积少成多,以至成知。知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这是陶行知的认识论。唯心主义认为:知是在人们行动中(实践中),是人的活动和反应的结果的经验世界。知是人所固有的。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经验论,是主观唯心主义。
      我们还应看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创造的过程,是他对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分析批判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他自己说:“我拿杜威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出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由此可见,他对实用主义进行过长期艰苦的分析批判工作。此外, 1946年6月14日,他对柳提同志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了,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由此可见,陶行知把实践放在重要位置,看重群众的实践经验,善于吸收他人之长,特别是人民群众丰富多采的实践经验。所以说,他的教育理论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陶行知的哲学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例如他曾过分的强调“直接经验”,一切强调“做”。这在当时针对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易被人误解为忽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或者误解为不重视系统文化科学知识等。但是,由于陶行知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重视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这些不足之处一经发现,就能即时改正。 1936年3月他发表的《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对“狭隘经验论”提出批评说;“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但是我们要留心,千万不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要把历史的教训,结合现实生活实际,发挥指导作用。如果拒绝广大人类历史教训,那便要“跌在狭隘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地做一只小泥鳅”。这里说明他是反对狭隘经验论的。到了四十年代,陶行知的哲学思想又有新的发展。1942年他在《创造年献诗》中写道:“贯通证据悬断语,屡试屡验验还试。‘武断’‘以为’靠不住,存在由来定意识。解剖本体寻条理,追踪外缘找联系,矛盾相克复相生,数量满盈能变质。源头之上搜证据,观察发展觅定律。”他的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事物的普遍联系、量变到质变、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与动力等原理是相符合的。这些思想,反映出他后期已比较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了。这时候,他的教育思想也有很大发展和进步,他所创办的育才学校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对系统的政治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课堂教学都很重视。在重庆社会大学,他安排不少国内进步的专家、学者开设政治理论和专业课讲座,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些学校的教育成果,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总起来看,陶行知的哲学思想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使他终于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的孜孜不倦地自觉学习和不断前进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