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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 作者：吴一德 发表日期：2002/12/03 09:35:16 浏览：2421 |
一个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
吴一德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发展与他的政治思想及发展是分不开的。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就必须深入探讨他的政治思想。对于陶行知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及其为祖国为人民奋斗的一生本来是早已有公正的评价，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却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
对于陶行知的一生，在他逝世时，有过正确的评价。在延安召开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的挽词为：“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同志挽词为：“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延安追悼会上致的《哀词》中，对陶行知又作了全面具体的评价，充分肯定他的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鲁迅先生、邹韬奋等所走的同样的道路”。《哀词》强调“陶行知先生从‘九一八’后参加救国会起，他的政治立场就很鲜明了。在政治上，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号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他学习。
陶行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位不断进步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家。他曾为挽救祖国危亡，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民族和大众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思想情操和道德品质，是十分高尚可贵的。他这些闪闪发光的思想、业绩、品德、情操，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仍应该认真学习发扬。
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陶行知不仅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陶行知早在读书时期即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在美留学期间，他是“中国性”最强的留学生。他先与孙科一起学市政，感到学市政都是为了做官，毅然改学教育（与胡适同学），希望通过教育唤醒民众救中国；回国后立即着手旧教育的改造。“五四”运动之后，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到民间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陶行知也积极地投入了群众爱国斗争 的行列，尤其是他的欧美之行，作出了杰出贡献。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陶行知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觉地把教育与爱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1936年，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发起组织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由于他抗日救国无私无畏，成为救国会的群众领袖之一，并受全救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到世界各国宣传抗日，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井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赞助，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撒遍世界各地。
陶行知在海外奔走了二十五万余公里，历时两年零一个月，足迹遍及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陶行知在欧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他和钱俊瑞、陆璀三人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了在比利时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青年大会；他以中国代表团主席的身份向四千九百余代表，报告了日本破坏和平和我国的民众反抗侵略的救国运动，博得了代表的赞助和同情。大会结束时，他被推选为中国执行委员。他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欢迎会上，痛陈日本侵华五年罪行，提出只有坚决抗日才能救中国，只有抗日才能不做亡国奴，驳斥“还要等五十年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他竭力宣传建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总机关，各国华侨纷纷响应。他又和王海镜、胡秋原等发表告海外侨胞书，号召全欧华侨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在抗日救国目标之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侨胞代表及各地来宾四百余人聚集巴黎举行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旅居比、苏、意、土各国侨胞也都纷纷函电，表示对大会的拥护和祝贺。他的活动把海外侨胞救国运动推向高潮。
陶行知到美国，在他的推动下，许多城市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宣传游行，开展义卖捐献活动，推销救国公债。美国三大埠的华侨捐献和买救国公债都有几百万之多。1937年秋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捐献救国总会”。有些华侨领袖之间过去不团结，在救国活动中变成了兄弟和朋友。纽约华侨，也在万人游行中联合了起来。
陶行知一方面自己做联络争取国际友人工作，同时动员华侨交外国朋友，用美国人去影响美国人。几百个爱国华侨和陶行知一起演讲，和美国人交朋友，向各界各阶层做工作，抵制日货运动形成了巨流。他还亲自和华侨一道去做码头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搬运军事物资到日本去。于是在美国，一方面是大批日货卖不掉，另一方面码头上一堆一堆的军事物资运不出去。
陶行知四次去加拿大。1938年4月在华侨集中的温哥华市，加拿大医疗界援华会主持大会，陶行知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在感激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援后，特别提到国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民兵、老百姓和正规军一样英勇善战，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陶行知在加拿大演讲的门票收入和华侨捐款都寄至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托宋庆龄买医药用品转交白求恩医疗队，当时白求恩率领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人组成的医疗队已经到达了延安。解放后，加拿大进步人士访华时，还曾提起过陶行知是中加人民友好的第一个使者。
陶行知出国期间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在广大华侨和国际友人中，争取了众多的支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正如曾和他共同战斗过的同志钱俊瑞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说：“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
“救国会”的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统治者的仇视。不久，“七君子”（即“救国会”匈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在沪被捕，海内外爱国同胞大为震惊激愤，陶行知在美国和华侨冀朝鼎等33人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南京政府的阴谋，发起援助运动。南京政府坚持反动立场，悍然罗织罪名，对陶行知明令通缉。陶行知远在美洲，胸怀国家安危，遭受再次通缉，革命意志愈益坚定。
他在出国期间，不仅宣传抗日救国，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也热情支待被压迫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他到红海口，了解到埃塞俄比亚人三路进攻意大利侵略军，立即写诗致敬，并祝愿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努力打倒帝国主义。他在西亚和非洲目睹犹太和阿拉伯两个民族互相残杀，他立刻劝告他们，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抵抗共同的敌人。
总上所述，足以说明陶行知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已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逐步锻炼成为一个坚决拥护并自觉地舍生忘死地卓有成效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是不断进步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的爱国热情，将鼓舞我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
二、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陶行知出身于贫苦家庭，自幼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之苦，从他切身的感受中，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广大劳苦人民有深刻了解和同情，这是他热爱人民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他怀着满腔热情写了不少反映工农大众疾苦并为他们鸣不平的诗篇。在《一幕悲剧》里，他把一个饥寒交迫的妇女忍痛将亲生儿子送给路人的生离死别的情景描绘了出来，读来令人深感悲痛。他在海轮上看到在机仓里工作的工人，被煤火烤得如同煤炭一样，内心感慨万分，写下了《人与煤炭》一诗，表露他对压迫中国工人的三座大山的无比愤恨。
1923年他在一封家信中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他回国以后，目睹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农大众被摒弃于校门之外，于是决心放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条件，到平民中去，提出并推动了平民教育到乡间去的运动。1927年初，他毅然脱掉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睡地铺，住牛栏，在南京郊外荒野里办起了晓庄师范，决心打破旧的传统教育，把教育送给农民。他以为农民服务为乐事，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农民问题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革命斗争中。他比以往更公开地强调反对由“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大声疾呼要提倡“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民主”。
陶行知一生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民做国家的主人，为人民谋幸福。他说：民主教育是“教人民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 做世界的主人”。
为了全心全意谋求人民大众的解放，他不仅创立和推行了“生活教育”学说，还为人民大众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被称为大众诗人。他的诗歌是当时白话诗中最能表达人民大众正义呼声的诗歌，郭沫若同志曾把《行知诗歌集》称之为“人民经”。
陶行知积极提倡“为老百姓绘画”。他提出：“到老百姓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画画。”他要求“画出老百姓的好恶悲欢，作息奋斗，平凡伟大”，使“乡村美化，都市美化，中国美化，世界美化”。其根本的目的是什么？陶行知自己说：“将老百姓的智慧和创造力启发，创造老百姓愿有的新天下。”
陶行知还是一位大众音乐的极力提倡者。他认为，“大众歌曲是大众的心灵的呼声”，它“是要唱出大众的心中事，从大众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心里去”。因此，他认为：“一个脱离了大众生活的天才决写不出大众的歌曲来。”他创作了不少激动人心的大众歌词，并亲自教大众唱了不少歌曲。
从上可见陶行知同情平民，同情农民，同情工人和广大劳苦大众，逐渐进步到热爱人民并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树立了“人民大众作主”的“新民主”的思想。
陶行知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业绩，正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高贵品质的具体表现。
三、从民主主义到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他逐步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两大基石，也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政治家的思想与行动的反映。然而陶行知也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他和当年的许多马列主义者一样，也是有一个不断进步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辛亥革命兴起，他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积极宣传。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他组织爱国演说会，举办爱国捐，宣传爱国思想。他在出国留学期间，时刻不忘祖国。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但他从不用英语和本国人谈话，因此，他留学美国时，被人称之为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回国后，他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长，被推为南京学术界联合会会长，“五四”爱国运动兴起，他动员高师及全市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刚从国外回来时，信奉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旧民主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落后就在于文化教育落后，平民不识字，于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平民教育活动。在教育实践中，他感到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受不到教育，是国家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于是下决心办乡村教育。这时，他在政治上非常崇拜孙中山，主张唤起农民革命。这个思想充分反映在《锄头舞歌》词中，他说：“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后来，他亲眼看见晓庄师生支持南京和记洋行工人罢工的正义斗争受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学校被关闭，自己被通缉，铁的事实给了他深刻的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步步入侵，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却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陶行知便积极投入救亡运动。在陶行知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从为农民服务发展到为劳苦大众服务。他在上海创办工学团，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并和左翼人士亲密合作，拒绝对日妥协投降和积极反共的国民党人入工学团。这时，他在工厂区办工人夜校，宣传抗日救亡，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写下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歌词。二是政治上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把生活教育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陶行知有救国救民的抱负，但如何才能救国救民？他想用创办乡村师范来救国救民，可是，蒋介石封闭了他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他认识到，中国人民要自由解放，不从根本上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单靠教育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在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看田汉同志介绍给他的英文本《资本论》，思想上受到不少启发。“一.二九”运动后，抗日高潮兴起，在张劲夫、王若洞等同志的帮助下，他认识到当时中华民族的生活就是救亡图存。从此他就在政治上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成为党的亲密战友，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为工农劳苦大众求解放办教育，并自觉地把生活教育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当时上海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的领袖之一，山海工学团也成为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据点。
陶行知由于思想不断进步，逐渐认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他和鲁迅一样，一般不在文章中引用马、恩、列、斯著作中的语句，但文章的精神实质和当时党的方针路线是一致的。在白区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日子里，陶行知和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等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在上海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为革命立了大功。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这所学校得到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和支持。学校里有党的地下支部，学校负责人和教师很多是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里一所延安式的革命学校。育才学校后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送到革命根据地或游击区去工作。陶行知在重庆与李公朴、史良等创办的社会大学，也是在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对陶行知也十分关怀，陶行知和南方局的同志也经常来往，不顾特务的监视，还常找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谈心。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曾高兴地说：“中国有救了！”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他在《民主》中指出：“民主的意义还在发展，因为它的内容还是在发展。”他强调：“近人毛泽东先生的新民主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呼吁“创造一个自由独立进步的新中国”。这时的陶行知已摆脱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拥护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当他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兴奋地对人说：“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把我以前说的括讲得更明确了。”他为几位奔赴解放区的同志送行时说：‘《你们到了光明区，加紧努力，我只要还有一丝留在重庆的可能，我都要在这里奋斗！”
陶行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到三十年代中期，他终于无保留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以生命为代价，对中国人民教育事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政治家。
然而解放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对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做过一些不适当的批评。如1951年批判武训传时，竟把集资办学的陶行知和武训等同批判（武训兴学已作了重新评价）；批判梁漱溟的改良主义和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时，也牵连到陶行知，给他扣上了“改良主义”的帽子。因此很长时间再没有人敢提到陶行知，更无人去研究他的教育学说。至今还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脑子里还残留着他那被歪曲的形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他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行知办教育不是想维护反动统治，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反对传统教育，更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既不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厚禄的引诱，又不怕蒋介石的屠刀威胁，办育才学校那么困难，他也不去乞求国民党反动派的经费补贴。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屠杀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却无保留地追随共产党的路线站在民主斗争的前列，……这是什么精神？这难道是改良主义者吗？至于开始想以教育救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少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人们求进步的正常发展规律，难道对陶行知就要苛求吗？所以给陶行知戴上“改良主义”帽子是无根据的。我们研究陶行知，首先要清除“左”的影响，还其本来面目，在政治上实事求是地给以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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