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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陶行知在北碚 |
| 作者：高士其 发表日期：2002/12/03 09:28:00 浏览：2194 |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
解放前，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他和我交往非常密切，我曾和他一起生活过一年多，他很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走上科普创作的道路就是受他献身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精神的鼓舞，下面是我在北碚时期的一段回忆。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从延安到了重庆，由于日本飞机空袭频繁，八路军办事处把我送北碚去暂居。
那时候我和汪伦同志一家同住在－－陈宅大院里。
有一天，我在房间里阅书，忽然有一个穿蓝布长袍的人抱着一个大西瓜走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陶先生。他从董必武处得知我新来到北碚。
我们回顾了上海别后的情景，他劝我这个不能走动的残废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敌机无情地轰炸重庆的时候，没有必要留在不安全的地方，还是走为上策，他将为我募捐一笔旅费送我到香港去治疗，我告诉他在延安的时候，组织上也有这个想法。这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托他的秘书夏云同志转告我的。据说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第二天，陶先生又来看我说：这笔款已经有着落了，我不久即可成行。
第三天，他约我和汪伦同志坐滑杆到北碚区公所拜访卢子英区长，他身穿绿色军装，年纪四十来岁，瘦长个子，褐色的面容看来很强壮结实，他请我们入内就坐，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南面靠窗有办公桌，靠背椅，长沙发，北面有长方形的食桌和一排椅子，办公桌上放着闹钟，文具，公文袋，茶具和几张报纸，我因行动不便不能站立，只能斜坐在沙发上，子英从另一个房间里拿一个白色枕头给我靠，我非常感谢。
一会儿，陶行知先生也应约而来了。他正式介绍我给卢子英先生，说我怎样在微生物实验室受到病毒的感染得了脑炎后遗症而四肢瘫痪了，怎样握紧笔杆开拓科学文艺的园地，怎样从延安来到重庆及劝我去香港治疗，和为我募捐等。子英同志留我们吃便饭，桌上摆着三十六样小菜，量都不多，但非常可口，是北碚风味。席间我们谈起抗战形势，大家都很乐观，国共合作，日寇必败，日本鬼子不可怕。子英是开明人士，陶先生提起为我募捐医疗费一事，子英也认捐一笔。
从子英处出来，我远远地瞥见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是董老（董必武）和他的随行人员，从彼一时庆红岩村来北碚视察，我能在这里会见他老人家，喜出望外，我们寒喧了一阵，各奔前途。
是晚，我宿在陶先生家，这是一所二楼的小房，实际上是一个旧碉堡。环境幽静，我睡在楼下客厅里，陶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位女友，都在楼上，陶先生还请了一位青年陪我，他是育才学校的同学，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在我和汪伦同志告别之前，还和他一起到吴老处（吴玉章），向他告别。
吴老住在嘉陵江北岸，依山傍水，形势险峻。在那儿，我们还见到叶剑英同志，我们四人组成临时党小组。那天上午，天气晴朗，从窗口俯视，江水滔滔，此景，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向吴老，叶老汇报陶先生建议我去香港治疗，并为我募捐了一千无路费，他们问长问短，都很关心我的病情，我征得党小组的同意去香港。在临行时，吴老还把他的老友曾育隽先生从香港给他的牛奶罐头转赠给我，也是同志间的情谊。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个早上，我们三人－－陶先生，一个青年和我，天一亮就起来了，洗后，吃了早点，就从陶先生家里出发，坐滑杆到码头去，登上汽船，风和日暖，不足三小时就到达重庆。
九月中旬的一天，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汽车，接我们到青年会暂时住下，陶先生给我安排了房间和伙食，留下那个青年陪伴我，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并扶我练习走路。
次日，陶先生又来告别，祝我一路平安，嘱到香港后即写信给他。
这是我和陶行知先生同在北碚时的一段回忆，永远在我的情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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