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陶行知在北碚综述 |
| 作者：李萱华 发表日期：2002/12/03 09:26:23 浏览：3032 |
初到北碚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底来到北碚。人们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淳朴、亲切、热情而诚恳。他身材魁梧，平头方脸，带一付黑框眼镜，气派是学者，然而，装束却很简朴。冬天穿一身旧呢衣服，春秋穿着篮布衫，盛夏披件夏布衣。手摇芭蕉扇，正象他自我描绘的那样：
“个子不小不大，穿的白布长褂。
黑框眼镜一付，芭蕉扇儿一把。
调子有高有低，满口南京官话。”
他虽然是一位留过洋的博士，又是很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可是乍一看去，完全象个老农民。真是：“赤脚穿布鞋，赤膊披大褂。芭蕉风起处，扇倒斯文架。”
的确如此，他到达北碚后，便脚不停步，由嘉陵江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陪同，用一周的时间，跑遍了北碚各乡各镇，到处观察、参观。陶先生和卢子英原是老熟人，一九三四年，卢作孚任陕防局长时，率领卢子英等人，去上海宝山县参观“山海工学团”，陶曾亲自接见过他们。卢氏弟兄回碚后，于一九三六年即在北碚推行陶先生创导的“小先生制”。一九三七年又按陶先生提倡的“即知即传，反对守知奴“的精神，广泛开展了民教运动。这时“小先生”已发展到一千多人，传习学友三知多人，三月七是，北碚五百多教人员集会，热烈欢迎陶行知先生光临北碚。
会上，陶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在北碚参观了一周，看到了你们创办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奋景象......我还听见了《锄头歌》的歌声，了解了一千多个小先生的传习活动，我又似乎回到了山海工学团。”会后，陶先生送给卢子英一本《古庙敲钟录》。这是他的旧作，主题是通过小孩奉劝祖母识字来阐明小学教育与民教密切结合的重要意义。从此，陶行知先生就在北碚开始了七年抗日救国宣传的革命生涯。
抗日救国
陶行知先生到北碚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兵役宣传。当时他住在北碚公园清凉亭中，写作“晓庄研究”报告，其中第二号报告就是“兵役宣传之研究”。有一次，他对卢子英说：“中国人口众多，不怕没有兵，要叫人愿意当兵，必须做到政治机构民主化，出征军人家属有饭吃，受伤害病战士有人救，贪官污吏虐待能肃清，三平主义兵役能实行，抗战建国教育能普及。这几个条件具备了，我们的兵不但可以源源而来，而且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与敌人拼命，以保证最后之胜利。”经他倡仪，北碚发起了志愿兵运动。
为了克服母亲、妻子不愿自已的儿子、丈夫当兵的阻力，他请来了东北抗日游击队中，当时被称为“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太来现身说法。四月三日，卢子英邀请北碚全区五百多名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参加欢迎赵老太太的在会。会上赵老太太讲了她一家三代打游击，坚持斗争七年的经过，到会的老太太很受感动。陶先生在会上说：“大家进会场来的时侯，各是张老太太、李老太太、刘老太太......很多很多不同的老太太，但是，现在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老太太----赵老太太了。”
四月中旬，全区又动员公教人员和中学生三千多人，编成若干宣传团、队，分赴各乡各村，扩大宣传动员。陶先生提出“服务即宣传”和“实行即宣传”两大品号，要求宣传者与老百姓做朋友，并把服务具体到为老百姓打听丈夫、儿子的消息、代他们写信、找药；优待金发迟了代他们催问等等。在建立起友谊与信任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取得抗战救国的正确知识。
他根据中国人“喜欢看戏，也喜欢唱戏，喜欢做戏”的特点，提出了“要做救国的戏，来做救国之戏”。他先后请来了“战区难童工作团”、“七七少年剧团”，配合北碚游艺学生班，组成“抗晶后援工作团”。在北碚各乡镇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并把自愿兵新人新事，现编现演，很快掀起了从军热潮。不到半月功夫，报各参军的即有四百多人。还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弟兄争相从军的动人事例。
五月初，北碚二十几个机关团体，联合设宴慰劳志愿兵及其家属。陶行知先生在宴席上举杯而歌曰：“一杯酒，各位志愿兵动手；二杯酒，日本鬼子出丑；三杯酒，中华民族天长地久。”敬完酒，又当场发起为志愿兵捐献运动。他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首先认捐五十元，并口占《敬告后方同胞》诗一首：
志愿战士可钦佩，打得东洋如潮退。
一家大小谁照顾，他们受罪即我罪。
有力已经出了力，有钱出钱才无愧。
若想不做亡国奴，快快来出保险费。
这个捐献运动，后来发展为“志愿兵月捐运动”，每月按自认的定额捐献，以保证志愿兵的家属生活，直到抗战胜利。
当第一批志愿兵二百六十七人，在草街子古圣寺整训，集中待命的时侯，五月二十四日，陶先生又同卢子英带领“七七少年剧团”前往慰问。他在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挥动芭蕉扇，高声朗诵：
志愿战士了不得，
以一当十十当百。
打一打，太阳打得一团黑。
打两打，日本打成二等国。
打三打，日本打得快亡国。
打四打，日本军阀骨变白。
日本革命，日本帝国变成民主国。 志愿战士了不得，
战必胜攻必克。
打一打，世界敬我有国格。
打两打，中国变成头等国。
打三打，和平之光照万国。
打四打，战士凯旋大请客。
大家团圆，大块吃肉大碗把酒喝。
不久，志愿兵乘轮出征，陶先生又亲往嘉陵江岸送别，叮嘱志愿兵要爱护身体，互相团结，一心去打日本鬼子。回头又对送行的人们说：“第一，当我们吃饭穿衣的时侯，要想一想去愿兵的家属有没有衣穿饭吃；第二，今后还要努力，三次、四次的送志愿兵到前方去。”抗战期中，北碚总共出征了三批志愿兵，共计四百七十人。
后来陶行知先生将北碚志愿兵的情况，编写了八篇资料，亲自送给周恩来同志审阅，当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同志任军事委员会副部长，他指示印发各地以资倡导。
创办育才
一九三九年夏天，陶行知先生在北温泉主持生活教育社暑期共学会。当时，吴玉章同志正在北泉休养，他们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出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前就认识了。这次，陶先生向吴老谈起了招收难童创办育才学校的计划，他愤慨地讲了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刁难，也讲了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对难童中人才幼苗的扼抑。然后接着说：“我办育才学校的目的是在于对培养人才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能够发展。特别是为了老百姓的穷苦孩子，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抵抗侵略的小战士。”陶行知先生创办育才的计划，得到吴玉章同志的热情支持。随即成立了育才学校筹备处。由生活教育社社友、共产党员王洞若同志协助陶先生制订办校计划；委派马侣贤同志负责筹募经费和租借校舍；请陆维特同志组织选拨测验组，分赴各儿童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择优选拔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入学。当初选出难童三十余人，集中在北温泉，陶行知先生亲笔写信给大田坎保育院院长罗叙章同志，请她把具有音乐天才，但因是癞痢而被人瞧不起的难童陈贻鑫，选送到育才来，编进了音乐组。因他学习很有成就，一九四一年初，陶先生还亲自为他题词：“把我们的音乐和老百姓合拍起来。”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育才学校借用北泉小学校址，正式开学，学生有七十余人。七月三十一日，邵力子、邹韬奋由卢子英陪同，专程到北泉分别为育才师生作了《三民主义教育》和《民主政治与教育》的报告。嗣后，育才校址定在草街子古圣寺，师生陆续进行搬迁，十月初迁完。到年底，学生增到近百人，设有音乐、戏剧、美术、文学和社会科学五个组。学习专业知识，称为特修课。同时，又按学生的文化程度，编成不同年级，学习语文、数学、英语、哲学常识等文化知识，称为必修课。校内有教职工约六十人，中共中央南方局特派延安马列学院毕业生、共产党员廖意林同志来校工作，后担任支部书记。陶校长与中共育才地下支部亲密合作，聘请了贺渌汀、章泯、艾青、陈烟桥、魏东明等许多专家、名教师到校任教。
学校生活很艰苦，但民主气氛很浓。讲民主、爱科学、钻技术、学文化。师生团结友爱，学生进步很快，有一次冯玉祥到育才参观，亲自见到陶先生夫妇给扎破了脚的学生敷药、补鞋，极为感动。陶先生在冯赞扬他时提出陈贻鑫的事，要求冯将军帮助解决医治这个同学的头疾。后来终于通过冯玉祥的关系，由一位曾在法国学医的医生，用了两个月的功夫，把陈贻鑫的癞痢病治好了，头上长出了头发。这们陈贻鑫同学，就是现在天津歌舞剧团副团长、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师。如今他还经常说：“陶先生爱护和培养人才幼苗，为抗战和建国训练骨干，作出了巨大贡献。就我来说，如果没有陶先生，也就没有我今天从事音乐工作的条件。”
关键时刻
一九四O年，抗战进入紧要关头，日寇一方面向我腹地大举进攻，一面向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则一同暗地派人与敌伪勾结，准备投降日寇，又一面筹划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迫害进步人士，封闭进步学校。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由新华日报记者张晓梅陪同来到北碚陶行知先生家里。
这时，陶先生的家已由北碚公园清凉亭迁到檀香山桥（即今新桥）旁，一座圆形碉堡里。地址在现重庆钟表元件一厂厂房处。屋分两层，面积不过二十多平方米，陶宏夫妇住底层，陶先生和陶夫人住楼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于九月二十二日傍晚乘轿车到达陶先生家中。当晚，陶先生和育才教导主任吴勃同志，详细汇报了育才学校的情况，研究了应变对策，周恩来同志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一方面要教育师生，在仍端困难时，坚持教学，建立最后胜利的信念。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在陶先生家住了一夜后，第二天留宿北温泉数帆楼。二十四日到达古圣寺育才学校，“周伯伯和邓妈妈要来育才学校”的事，同学们早就知道了，在中秋节那天晚上，陶校长来到学校，对艺术组几位女同学说：“你们想周恩来伯伯吗？他要来看你们啦！”同学们听了很高兴。陶校长又接着说：“周伯伯和邓妈妈一起来，他们要看你们演荷花舞。”古圣寺门侧，有一个花花池，陶先生命名为“周子池”，池在校长室----逸少斋旁边。他写了一首《荷花舞》词：
“天上团团月，地上团团叶。生就玉精神，好象仙姊妹。看不清，是明月美，还是荷叶美。”
“活泼小弟弟，美丽小妹妹，我和人跳舞，这是第一回。看不清，是明月美，还是少年美。”
“若问我来历，敦颐最先言，但开君子花，流芳行千万年。仍旧是，出生污泥，污泥不能染。”
......
陶校长对同学们说：“荷花的品质是多高尚，周伯伯要你们象一朵朵荷花，生长在黑暗的年代，却要有纯洁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
同学们为了迎接周伯伯和邓妈妈，从“周子池”采来了碧绿的荷叶，连夜赶排荷花舞。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在古圣寺住了两夜，分别给老师和同学们作了重要报告，观看了荷花舞和同学们的音乐、戏剧排练。召开了各方面的座谈会，并分别找了个别党员谈话，安排应变计划，布置转移工作。周恩来还为同学们题了字：“一代胜似一代”。邓颖超题字是：“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
周副主席在育才期间住在“逸少斋”。 陶先生和学校地下党支部，派了由抗大和陕北公学毕业的教师杨寿南等同志，夜间持枪保卫。丁右涵同志专门照料生活，周恩来同志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吃茶。第一餐饭办了六菜一汤，副主席说太浪费了，不吃。副校长马侣贤同志一再解释，说是陶校长刚走时交下的任务，招待不好是要受批评的。原来，陶校长因另有重要事情，他陪周副主席到校后，便回北碚去了。周恩来同志无法，只好接受了，但将六个菜减为四个菜。后来，这笔招待费全部是由陶先生负担的。当周副主席离开育才的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陶先生就向学校结算了这笔费用。他在给马副校长的信中写到：“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照来单所示，共计五十七元九角。现将屡次代垫之发票送上，共代育才垫出四十八元五分，另找上现洋九元八角五分，共计五十七元九角，两抵正好，请赐一收据给小朋友带来，使我放心。”
周副主席回重庆后，又寄来四百元给学校，陶先生在十月十一日给学校的信中说：“肖生同志：周恩来、邓颖超二先生参观育才后，觉得小孩们健康有欠。特捐助四百元为小孩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肖生”即当时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
针锋相对
一九三九年育才学校开办不久，陶先生便请卢子英出面，宴请学校附近的驻军和地方势力，以保育才学校能顺利办下去。出席作客的有国民党驻上马台的十八军十八师参谋长赵秀昆、宝源煤矿董事长兰文彬、澄江镇镇长王某和黎继光等。宴设澄江镇公所。饭后，陶行知先生又约请他们前往古圣寺参观。育才师生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兰文彬在会上讲了话，当即向学校捐了款，赵参谋长早慕陶先生的名，很受感动，表示：“如果有什么需要部队帮忙的，当尽力为之。”陶先生借此以学校师生搞军训为名，向他借了五十支步枪，但后来被副师长李钦若告密，说陶先生有共产党嫌疑，赓即把这些枪收了回去。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背信弃义，制造了“皖南事变”在国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蒋介石的特务集团，企图把魔爪伸进育才学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育才的十余名地下党员，按照周副主席的布置，很快便撤离了学校，分别去延安、解放区，或外地工作。疏散这些同志，有的还是陶先生亲自送走的。地下党员戴白韬、丁华等人，离校后一时走不出重庆，特务搜索很紧，陶先生带着他们四人，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躲在一家熟人的一个小楼上住了一夜。后来，陶先生又把戴白韬送到冯玉祥家，他对冯说：“特务要抓白韬，让他先在府上住几天吧。”冯玉祥满口答应：“欢迎，欢迎。”嗣后，戴白韬化装为军人，由冯玉祥派了一位将军把他送出重庆，才去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警特务到育才学校捕人扑了空，便指使草街乡乡长张登廉监视育才学校。张登廉原系土匪头子，受国民党合川县党部指使，经常派一些地痞流氓，到校寻衅闹事。冯玉祥得知此事后，大张声势到育才访问，为育才学校助威，并拨给育才学校部分枪支，亲自训练师生使用枪弹技术，才刹住了张登廉这个地头蛇的嚣张气焰。
国民党反动派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们通知学校，训育主任必须是国民党员，如果学校没有国民党员，政府则要委派。陶校长当即拒绝了国民党的所谓指示。后来，育才地下党支部与陶先生反复商议后，为了不让国民党特务钻进育才，经请示南方局董必武同志批准，指定方与严等三个党员和另外两位非党同志加入“国民党”。通过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弄来了五张国民党党证，组成假国民党区分部，巧妙地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在育才建立区分部的阴谋。与此同时，还掩护了刘披云同志，刘在育才学校住了两个多月飞去延安。刘在解放初任川南行暑副主任，后任云南省副省长、云南省委顾问、省政协主席等职。
陶行知先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迫害，始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三年“五四”前夕，他在一次朝会上发表了题为《反对三寸金头》的演说。他说：“过去封建士大夫讲时髦，把女人的脚裹得越小越好，越小越美，称为`三寸金莲`。现在蒋介石更时髦，发展到统治人民的言论、思想，要缩小到官定范围，越小越好，越小越美，要搞三寸金头了。”在“五四”那天，他又在北碚复旦大学的纪念会上，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讲演。两次讲话，受到了两校师的热烈欢迎，但却刺痛了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老爷，他们坐立不安，心如火燎。后来，陶先生在《送别党化教育》一诗中写道：
你光临之后，遍地明争暗斗。
特务当先生，同学成冤仇。
统治思想如裹脚，三寸“金头”。
一九四五年初，育才学校自然科学组，由古圣寺迁到北温泉临江楼（即现北泉派出所住处）。五、六月间，住在澄江镇的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突然武装侵占临江楼校舍，限期自然给在三天之内搬走。陶先生不畏强暴，坚持斗争，他一面组织学生继续学习，一面呼吁社会声援。并亲自写抗议书，直送国民党军令部，严词质问。抗议书中写道：“育才学生，均系战时孤儿，父母流血在前线，为抗日牺牲，他们理应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爱护、养育。为何陆军测量学校，突然派遣武装，强占校舍，威吓师生，若有意外，谁负其责？”不几天，军校悄悄撤走。事后陶行知先生总结这次斗争经验，写了一首诗，名《打胜丈的秘决》。诗云：
没有做，莫说做不通。
做得不够，莫说做不通。
做九十九次都失败了，
第一百次会成功。
在诗后注解说：“临江楼的胜仗，是依照这四名话的真理打出来的。”
艰苦奋斗
育才学校从开办起，经费就很困难。陶先生筹借经费，历尽艰辛。他当时是“国民参政员”，有四百元的津贴，全部花在教育事业上了。他自己只用几元钱，生活极为清贫。正如他初到北碚时所写的一首诗：
疑是金刚钻，
装饰在脚上。
仔细看，
原来是鞋尖开天窗。
大拇指儿出风头，
放射光芒。
他不仅穿着“开天窗”的鞋，就连他三儿子患佝偻病和癞皮，也无钱医治，只能保证最低生活。到于育才学校师生的生活，吃住都差，每人每餐一盘发芽葫豆，最少达到每人每餐只有十四颗葫豆，十颗花生米。陶校长以身作则，连葫豆壳都一齐吃。
办校初期，每周要打一次“牙祭”，许多人不吃肉皮，把它吐在桌上。陶校长便嘱咐工友，把肉皮搜集起来，洗干净后再红烧得粑粑的，端出来叫大家品味，说是“红烧海参”。大家信以为真，觉得好吃。陶校长这才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并随口编了一首诗：
肉皮胶质多，比肉更有益。
烧得粑粑的，当吃海参席。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吃肉吐皮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政治上施加压力，经济上实行封锁，不准育才学校立案，也不补贴经费。然而市场物价又突飞猛涨，学校面临着断炊的危险。陶校长忍痛向全校宣布，节约口粮，每日改吃两餐，后来改吃三餐稀饭。尽管这么困难，大家都响应陶校长的号召，束紧裤带咬紧牙关，坚持把学校办下去。陶校长不仅四处奔波，募捐筹款，还和郭沫若、冯玉祥、沈钧儒等人，卖字卖画，为学校集资。他的“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条幅，书法温醇沉毅，清远萧散，妙兼众长，很受人欢迎。
有一次，陶先生的夫人吴树琴，见他这么劳累，问道：“你办育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陶先生说：“我若一走，学校的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学校一样，被蒋介石封闭。所以，我非在这里顶下去不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何妨？”有些好心的朋友，劝他丢掉“育才”不办了，“何必抱着石头游泳？”陶先生坚定而明确地回答：“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在嘉陵江中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因此，他在学校朝会上宣布：“我不怕反动派的恐吓、威胁。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要办下去，人才幼苗要精心培育。”于是，陶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大搞生产自救，发起了“寸土运动”。先组织了五十余人的垦荒队伍，到澄江镇马家沱后山，当时称光铁坡或硝坑坡，即现在缙云农场所在地，开垦荒地三十多亩，为学校创办了第一所农场。接着在全校师生中，掀起了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土地，垦荒种粮运动，有力地冲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不仅实现了生产自救，印度遭灾，育才师生还把劳动所得汇去印度，支援灾民，对学生进行了一次实际而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一九四四年，陶校长在纪念育才学校创办五周年时说：“育才在千灾万难中，居然活了五年，可算是一个奇迹......我们纪念这个奇迹的最好方式是爱护它、发展它、繁殖它，使它在新中国和新世界之创造中，发挥它的力量与贡献。”陶行知先生后来在回忆育才学校的艰苦历程时，常说：“只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情操，九九磨难，十必克服。”
沙漠绿州
一九四O年秋，周恩来副主席到古圣寺看望育才师生时，曾提出要通过“音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来表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陶行知很赞同周副主席这个意见，他一贯主张艺术要“和老百合拍”。他在《为老百姓而画》一诗中写道：
为老百姓而画，
到老百姓队伍里去画。
跟老百姓学画，
教老百姓画画。
画老百姓，
画老百姓的爸爸，
画老百姓的妈妈，
画老百姓的娃娃。
画出老百姓的好恶、悲欢、作息、奋斗！
画出老百姓之平凡而伟大。
......
他又亲自引导学生，走向农村，走向社会。他针对各个专科的不同需要，分别成立了“见习团”，向社会（包括工厂、农村、艺术团体、科学社和专家）调查，音乐组组织了“育才合唱团”，经常举办演奏和广播电台举行儿童音乐广播会，演唱抗战歌曲，进行抗日宣传。一九四O年冬，贺渌汀率领音乐组在重庆举行儿童音乐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和冯玉祥，以及文化界、新闻界许多人士都参加了。会后，周副主席亲自题词：“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不但如此，陶校长还经常组织育才蚰睡到学校附近的煤矿和农村，向工人和农民教唱抗战歌曲。
绘画组不仅长期在夫子池等地举行画展，还在《新华日报》上编绘了“抗敌儿童画刊”，不定期出刊。后来又在管家巷建立了《儿童美术馆》，出版过木刻集《幼苗》，社会影响很好。冯玉祥将军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育才学校儿童画展而作”的《小艺术家赞》一诗，写道：
小小艺术家，成绩真可夸。
各拿刀和笔，绘画抗战画。
处处有意思，幅幅都秀拔。
表现出天真，满眼皆奇葩。
唯爱全人类，唯爱我中华。
艺术作武器，向敌猛冲杀。
......
文学组出版过创作集《雏燕草》。戏剧组自编自演，更是活跃，他们经常在北碚、合川、重庆等地演出。一九四三年在北碚和重庆进行募捐性的公演《小主人》话剧，很受观众赞赏。一九四四年冬，由于蒋介石死心踏地执行反共卖国政策，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进，湘桂撤退，独山吃紧，大批难民再度涌进重庆。人心惶惶，终日不安。育才学校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加强形势教育，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反对投降，反对逃跑，坚持抗战。戏剧组即时创作了四川方言话剧《啷个办》。在北碚、重庆和合川公演，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育才学校《实验剧团》在北碚公演《三江好》、《王大娘补缸》和《搜查》等歌舞、话剧，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第二晚上，剧团正在演出中，一群不明身份的持枪便衣人员，寻衅闹事，企图抓捕育才学校工作人员，激起群众公愤，哄走了特务，保护了育才工作人员的安全。
在当时，蒋管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而育才学校的抗日民主气氛则很浓，两相比较，真是另外一块天地。一九四五年春节，育才学校在广场举行联欢会，演出了延安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和《兄妹开荒》、《拥军秧歌》等节目。附近农民踊跃参加，广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演出结束后又扭秧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人们高昂而欢快地唱着：
正月重来是新春，
赶上猪羊出了门。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送给英勇的抗日军。
秧歌队伍，越来越大。农民识字班的学员都自动参加了秧歌队的行列。散会了，人们还迟迟不愿离去，所以人们称赞古圣寺是“解放区”、“小延安”、“沙漠里的绿州”。
战斗号角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著名的大众诗人。他在《诗人》一诗中写道：
有人说我是诗人，
我可不懂。
唱破了喉咙，
无非是打仗的号筒。
只叫斗士向前冲。
陶先生说不懂诗，是谦逊。说他的诗是打仗的“号筒”，则是千真万确。在北碚期间，他确实是唱破了“喉咙”，他这段时期所留下的诗作，占他一生诗作的十分之一。这些诗，可说首首都是战斗号角。他唱出人民的心声，他激发着人们的抗日斗志，他热情地歌颂抗战英雄，他无情地鞭打阻碍抗战的逆流，猛烈向敌人开炮。
陶先生初到北碚时，发现“小先生”很活跃，传习活动很普遍，便抓住时机，利用这股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把传习、宣传和动员志愿兵，紧密结合起来，收到了显著效果。一九三九年春天，他在北碚写的第一首儿童诗中，就这么写道：
站起来，抗日的小孩！
长起来，抗日的小孩！
联起来，抗日的小孩！
我们要帮助大人，
把东洋的妖怪赶开！
赶出关外，
赶出海外，
叫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我们是抗日的小孩。
在动员志愿兵的活动中，通俗读物编刊社工作人员、十六岁的楷，志愿参军，他母亲知道后，为儿子披红放火炮，鼓励儿子英勇杀敌。陶先生满腔热情颂扬刘大娘，写了一首《大娘歌》，其中有这么一段：
说端详，听端详，再说四川刘大娘。
大娘儿子叫刘楷，大娘住在歇马场。
刘楷投效志愿军，事先没有禀告娘。
一日大娘到黄桷，看见军队游行忙。
队中有人似相识，细看居然是儿郎。
打听才知北碚事，招集壮丁打扶桑。
儿子已把身许国，为母心中喜洋洋。
东街买得大红布，西街买得火炮放。
老娘为儿亲挂彩，火炮响彻嘉陵江。
挂彩放炮为什么？恭喜吾儿打胜仗。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策划闪击延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夕，中共中央南方局以纪念张自忠上将抗日阵亡三周年，掀起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投降的高潮。五月十六日，《新华日报》用专版，发文章、刊诗词，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起草社论，各报纷纷响应。陶先生发表了《张故上将自忠殉国三周年纪念歌》四首：
招魂
巍巍上将，正气之英。
一年一度，招公之灵。
灵之所悦，三杯水清。
魂兮归来，永住我心。
感功
纪公之功，保障喜峰。
血战临沂，出没犹龙。
台儿庄前，溃敌西东。
襄樊震敌，群呼关公。
明德
颂公之德，精忠报国。
甘苦与共，拼先士卒。
纪律严明，以身作则。
取义成仁，提高国格。
送神
小我肯死，国族乃生。
恢复河山，胜利是争。
鸭绿江边，期慰公魄。
自由幸福，中华长存。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在长期的战斗中，有多少人牺牲了性命，又有多少人，负伤身残，这些荣军生活艰难，国民党不理不管。一九四三年宋美龄虽然在澄江镇运河成立了“荣誉军人实验区”，实际无人照管，影响极坏。荣军只有自己组织起来，走互助的道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九月四日，陶行知先生参加了“荣军互助社”成立大会。他号召荣雀军人，“打了胜仗还不够，我们还要和平建国。政治不民主得不到和平，建国就难以成功。所以，记主是中国的救命仙丹。因此，中国每个人都要学习民主，为实现民主而努力。”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荣誉英雄，精神可佩。
万年古国，靠你保卫。
废而不残，心中惭愧。
残而不废，人中最贵。
......
唤醒民国，不可再睡。
保障和平，无可推委。
奋斗到顶，不许倒退。
争取民主，如鱼需水。
各得其所，人才有味。
天下为公，人民万岁。
抗战胜利了，陶先生又吹响了民主的号角......。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