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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 |
| 作者：天马 发表日期：2002/12/03 09:23:08 浏览：2200 |
一
近代中国争民主的大潮中，陶行知无疑是一位先锋人物。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徽州黄潭源村，1909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1914年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于教育改革建树颇巨，享誉海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陶行知深感“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晓庄时期即投身政治。在他的支持下，1930年4月5日，晓庄学生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军舰停泊下关，蒋介石极度恼怒，指令陶行知交出游行学生名单，陶断然拒绝。晓庄因此停办，陶本人则遭当局通缉而一度流亡。但陶毫不气馁，爱国救亡运动仍无役不与。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当局以爱国为有罪，将救亡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下狱，陶因事先出访，才免去一场牢狱之灾，沈钧儒后来回忆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出访欧美的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日，同时吁请杜威、爱因斯坦等学者名流致电蒋介石，要蒋介石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对蒋介石构成很大压力。蒋介石因此对陶行知衔恨更深，再度下令通缉。
救亡陶行知是身先士卒，争民主陶行知一样急流勇进。陶相信：民主是“中国的救命仙丹”，“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可以肃清一切中国病。”便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参加了民盟，他倡议成立“中国国际人权保障同盟会”。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陶行知不仅亲自与会，而且出动育才学校百余人负责大会的宣传和纠察工作。出发前他对大家说：“纸上的东西，还要我们用行动去争取才能实现，我今天去开会是准备挨打，甚至流血的。”不出所料，国民党特务果然在会场上大打出手，育才师生拼力掩护受伤人员，沈钧儒、陶行知因有他们护送，始免被殴。为了民主事业，陶行知时刻准备牺牲自己。1945年12月9日，他在重庆率育才师生参加“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公祭大会”时，行前已给夫人吴树琴留下遗书。1946年7月，民主运动领袖李公仆、闻一多相继遭当局暗杀，陶行知也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周恩来派陈家康去报警：“要提防无声手枪呵！”陶行知无所畏惧，答称：“国民党专横霸道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们拥有全国的军队和警察，然而他们还要象蛇蝎一样的向上爬，去杀害那些进步的手无寸铁的评论者的生命。”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等着第三枪的陶行知，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信中的铮铮誓言，曾感召无数民主战士继起斗争：
公仆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活结束不是育才学校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样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人，死了一万个就是一万万人。肯为民主牺牲，而中华民族才活得下去。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仆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
这封信寄出八天之后，陶行知猝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民主战士陶行知的去世，引发了一场飓风。香港、新加坡、纽约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内的悼陶活动更是云蒸霞蔚，持续达数月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海外还是国内，所有悼陶活动实际上都是中共精密策划、直接指挥的政治战役，是中共“建立第二条战线”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陶行知本来是中共的亲密盟友，正因为如此，陶行知的猝然辞世，令中共深感震惊。周恩来得讯捶胸顿足，立即偕邓颖超驱车直奔陶宅。他含着泪，握着陶行知余温尚存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罢，你已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罢。我立即就要去南京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和平，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陶先生，你放心去罢。”按照原定计划，周恩来当天下午飞赴南京后应与马歇尔、司徒雷登谈判，但据当日《文汇报》报道，“周氏因陶行知先生今晨在沪去世，情绪不快，彼抵京后，即以电话通知马帅及司徒大使，因精神不佳，今晚在家休息，定明日往访马帅及司徒大使。”但就在推迟谈判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却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详尽汇报，说：“如无其它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个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马上从延安传来了由毛泽东和朱德署名的唁电：“惊闻陶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
同日，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署名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发来唁电：“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将振奋无数崇仰先生思想事业人格作风之男女，更加坚强起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特电致唁，并希节哀。”
新闻界对此最早作出报道的是中共南京局以民间形式所办的《联合晚报》。8月11日，延安举行规模宏大的“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会场四周布满各界人士所送花圈，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大会宣布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并决定组织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习仲勋和陶门弟子张宗麟等10人组成。
次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是纪念陶行知的专刊，胡乔木说：“陶行知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钱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特别强调：“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9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也推出悼陶特刊，吴玉章在特刊上撰文说：“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在中共权威人士的笔下，陶行知简直就是完人。这些盖棺之论，对全国性的悼陶活动起着指导意义。
12月1日清晨，陶行知灵柩由上海运往南京晓庄公葬。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到下关车站迎候，他亲自写了一首悼诗贴在棺材头上，抚棺大哭。诗云：
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
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
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
寒风中，两面大旗猎猎飘扬，一面是“万世师表”，一面是“民主之魂”，引导着陶行知灵柩和浩浩荡荡的送葬人流，缓缓向墓地涌去。沿途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台。
鲁迅殡殓时，被誉为“民族魂”，陶行知殡殓时被誉为“民主魂”。他们同为中共最推崇的文化巨星，但他们的身后遭际却迥然相反。鲁迅的思想被肢解、被阉割，但鲁迅的灵位毕竟仍高高供奉着，没有被抛到无尽的荒野。陶行知却饱尝世态炎凉，虽然去世时哀荣备至，仅仅过了几年便风云突变，从峰巅一下子跌落低谷。
二
五星红旗刚在天安门升起，对陶行知的评价就已悄悄下降。1950年7月，《人民教育》在纪念陶行知的名目下发表专论，虽然仍肯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充满着革命的民主精神”，但又十分突出地强调，“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学说的遗产，成为全国教育界的重大工作了。”纯就字面意义而言，“批判地接受”这个提法一点没错。但联系到建国前中共对陶行知的全面肯定，这种提法就不能不说是显现了某种端倪。更何况社论还特别以陶行知逝世四年来，未能实际进行这种“批判地接受”为憾事。
根本转折则是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
陶行知与武训，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武训原本不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从二十年代起，其声名却如日中天，这主要是陶行知推崇的结果。陶行知推崇武训是一贯的。1922年7月，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社务报告中说：“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不死的。”稍后，他又在《平民千字课》中强调：“武训虽然死了，它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他还在武训九七纪念册上题词，说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著名作家张默生就是根据陶行知的这一评价，撰写了《义丐武训传》，收入其代表作《义行传》，畅销全国。
陶行知何以推崇武训？这只能从他的个人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陶行知出身寒门而能免受失学之苦，得自有识之士的热心资助。所以，陶深知苦孩子求学之艰难，对资助苦孩子向学的有识之士，有着强烈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武训恰恰是“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另一方面，正是亲身经历，促使陶行知选择了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生道路，终生为苦孩子兴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从事教育，本来就无可回避地要承受荆风棘雨；陶行知又是著名的异见人士，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公开反叛，更为当局所不容，也就不存在政府支持的可能，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依靠民间赞助。陶行知之兴学与武训之兴学，在形式上也就非常相似――都是行乞兴学。陶行知因此需要以武训自勉，并以武训为动员社会的旗帜。
不仅以武训自勉，以武训为全民楷模，陶行知还把武训当作中华民族的骄傲，介绍给全世界。《武训先生画传》再版，他为之写序的同时，还将画传的文字部分译成英文出版，让武训“出国到印度去、到美国去！”电影《武训传》则直接渊源于陶行知：1944年夏天，陶行知将《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请他写歌颂武训的电影剧本，孙瑜一口应承下来，仅用两个来月的时间就写出了电影《武训传》的改编大纲和分场简本。1950年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毕并公映，陶门弟子莫不加额称庆，以为完成了老师的一桩未了心愿，却不料由此引出开国第一文化罪案――《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身后遭际急转直下。
第一篇公开声讨电影《武训传》的檄文――《不足为训的武训》，已经提到陶行知对武训的“表扬”。但作者贾霁很佩服陶行知，故而设法为陶行知开脱：
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脉脉温情不合时宜，不能令有关人士满意，《文艺报》随即发表署名“杨耳”的反击文章，开篇就一针见血地说：《不足为训的武训》“对武训的错误分析还不够确切，对于武训的歌颂者的批评也不够彻底。”这就意味着，当前迫切需要重新分析武训的错误，迫切需要“彻底”批评武训歌颂者。所以这篇檄文的标题便不客气地直指陶行知――《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尽管“杨耳”承认，“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那历史审判者特有的自信。他斩钉截铁地宣称：“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怀疑的。不管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
需要指出的是，杨耳的檄文并非个人的即兴之作，而是通了天的。檄文在《文艺报》刊出仅仅六天，《人民日报》即予转载。这是少有的高速度，不难看出对杨文及陶行知批判的重视。《人民日报》并在转载时特加编者按，肯定杨文“虽然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见解却比较深刻。”经过一番揄扬，杨文为全国瞩目。四天之后，即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出最高决策者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更把杨耳的檄文当做范文向全国人民郑重推荐，显见陶行知批判完全出自最高决策者的部署。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陶行知批判和《武训传》批判一样来势汹汹，锐不可挡。
新中国意识形态主管周扬说：“陶行知晚年成了一个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训这件事情上面却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表明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的一面。”
革命文豪郭沫若说：“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这一盲目附和的绝大部分，最具体、最集中、最夸大地表现在孙瑜的电影《武训传》里。……不仅武训不足为训，就是陶行知的表扬武训也同样不足为训，我们今天是决不能‘为尊者讳’了。”
《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称：陶行知“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资本贫乏的状况。”
《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更是图穷匕首见，说：陶行知也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
还有不少知名人士站出来，回忆自己当年在陶行知的武训颂歌中如何走入歧途，以现身说法揭示陶行知的武训颂歌在文化界产生了怎样恶劣的后果。
《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在自我检讨中承认，他编写《武训画传》系陶行知误导所致。
安娥在自我检讨中承认，她当年受陶行知影响，而为武训“奇迹”所醉所迷，创作了武训的歌剧。
安娥的自我检讨发表仅过数日，刚从朝鲜慰问志愿军归来的田汉马上妇唱夫随，在自我检讨中坦白：“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对于他所支持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一样支持。他曾经赞扬过武训，我也盲目地跟着赞扬一番而不甚深考。”
总而言之，他们都是陶行知拉下水的。陶行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罪案魁首，也就是铁板定钉。陶行知批判因此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1951年7月，《武训传》批判落幕。但与《武训传》批判并行的陶行知批判没有就此刹车，而是在凯歌声中继续前进。锋芒不再主要指向武训问题，而转向陶行知教育思想，主战场则相应由文艺界扩展到了教育界。
早在《武训传》批判时，陶行知教育思想已受波及。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对《武训传》批判持不同看法的读者来稿，其中一篇来稿反对把在旧社会从事普及教育的陶行知和张伯苓一概否定。6月2日《人民日报》即推出针对来稿的答辩文章――《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思想》。反应何其神速，显见无论所谓“读者来稿”还是答辩文章，均系精心组织，不过是有关方面的自问自答。《武训传》批判是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层深意，在答辩文章的标题中即已体现――所谓“沛公”，“武训一类”是也；而在所谓“武训一类”即作者所称“改良主义教育”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中，陶行知首当其冲。文章对此毫不讳言，说：清除陶行知等的错误教育思想是这次思想斗争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内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应该受到检查的若干种旧教育思想之一，不应该因为他本人尽力于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而迁就他的教育思想。”换句话说，不是武训牵连陶行知，恰恰相反，批陶行知必须先批武训��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共全面肯定的陶行知，未免太过突兀，无法说服公众。因而需要用《武训传》批判来为陶行知批判铺路，用武训引出陶行知；也就是说，《武训传》批判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破解从前树立的陶行知十全十美的“圣人”形象，把陶行知的所谓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武训传》批判因此不过是陶行知批判的序曲。
为了迎接陶行知批判，教育部未雨绸缪，作了充分准备。教育部喉舌《人民教育》于“斗争”前夜大改组，实行总编辑制，以教育部副部长柳为总编辑；组成新编委会，以教育部党组书记、实际主持教育部工作的钱俊瑞为主任委员；《人民教育》如此强大的阵容，可说是空前绝后。改组后的《人民教育》被当成陶行知批判的主阵地，总编辑柳和编委会主任委员钱俊瑞，责无旁贷地成了陶行知批判的主将。他们中最尴尬的应该是钱俊瑞――钱是陶行知救国会时期的战友，有着十多年的交情。陶去世时，钱俊瑞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陶行知是“国家之宝。”现在却天将大任于斯人，他必须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非，一马当先地向老战友的亡灵开战。坚强的党性使得钱俊瑞别无选择，在其主持下，从1951年10月到1953年的二十个月中，《人民教育》先后刊载了十多篇批陶文章，分量仅次于《人民日报》。钱俊瑞并亲自撰文批判陶行知。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华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由钱俊瑞的质疑似乎可推演出如此结论：不去解放区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偏偏钟情于什么“育才学校”，这种人生路向本身就是荒唐的。无怪乎冯友兰要在其自我检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都算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分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里。这件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陶行知的人生路向既然是荒唐的，那么引导他的人生路向的价值体系也就不能不是荒唐的。钱俊瑞的以下评说也就顺理成章：“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不同的东西。”“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其后，《人民教育》发表的大量批陶文章，都围绕钱俊瑞的这一评说而展开，大致罗织了四大罪状：
1．陶行知办教育，是单纯地办教育，是自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孤立的教育运动。“1916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1931年在民族资产阶级朋友的支持下，他又创办自然科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企图以发展自然科学来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也就是说，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他的事业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采取革命手段才成。”可见陶行知的人生路向，确乎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南辕北辙。于此还可引申出一个结论：既然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人民革命事业”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那么，和陶行知一样毕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人生路向，当然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南辕北辙，因而也应彻底清算，并且尤其需要彻底清算――毕竟陶行知在晚年“政治上毫无疑问是属于革命派”，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大多数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这种政治转变。冯友兰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助长蒋政权的凶焰，阻碍革命的发展，如此自贬其实非他所愿，而只不过是对当道心态的准确揣摩。就这个角度来说，陶行知批判其实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直接的是指向陶行知，间接的却是指向所有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2．在教育思想方面，陶行知是“美国反动学者”杜威的忠实信徒，一贯的不革命。“陶行知的教育学说，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很简单――“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的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上学’这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陶先生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这也是从杜威的经验教育定义：‘经验所原有、经验所自营、经验所必须的教育’那里抄袭来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体即为生活教育理论，这一理论巨大的革命意义和明显的独创性，今天已经为教育界公认，而在陶行知批判期间则被一概抹煞。似乎陶行知只是东施效颦，在教育思想方面并没有自己独有的建树。所谓“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徒有其名。
３．陶行知之所以抄袭杜威而拼装“生活教育理论”，是由他的世界观、方法论所注定的――“在他的认识论里是完全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似此，“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该作何解释？批判家自有妙论：“陶行知先生所强调的‘行’，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践’，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他经常总是不照着客观事物，而从他自己主观片面的理性原则出发来说明一切；不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不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从他自己主观片面的理想计划出发来指导一切。”凭借这些毫无事实依据的臆断，批判家认定，虽然看起来陶行知似乎重视实践对知识，物质对观念的决定作用，其世界观、方法论似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但“如果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既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又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而是用主观主义来对待唯物主义，而必然要被主观主义淹没了唯物主义。”而这就说明，陶行知的世界观、方法论“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陶行知之所以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歧途，最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实用主义思想。作为陶行知人生指南的实用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实用主义乃是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哲学”；是专门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此种异端邪说，当然不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可是，陶行知先生不仔细看清楚实用主义的这一切卑鄙目的，却远隔重洋，把它当做宝贝搬回中国来，种在自己身上，当然就只有一个结果：铸成大错。为什么说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样，从个人事业选择到“生活教育”，再从“生活教育”到世界观方法论，陶行知的全部思想几乎都被定性为“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４．在政治上，晚年陶行知固然拥护革命，但其晚年政治进步也是有限的。“他的人民观点仍然表现着两重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方面，有相当的革命性，而对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道路问题等，则仍然保留着差不多全部社会改良思想。”因此之故，“陶行知先生就始终不能正确地解决他的哲学观点上的阶级性问题。他想从他主观上的理性原则出发，力求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正是保留了若干剥削阶级的偏见，并因而障碍了自己彻底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就意味着，晚年陶行知所拥护的革命仅仅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不反对发展资本主义，他并未认可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称陶行知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时看来不过是夸大其词。
“重评陶行知的思想和事业”是当时一个时髦的口号。经过如此这般“重评”，陶行知面目全非。
其实，不但对政治家陶行知有盖棺之论，对教育家陶行知、思想家陶行知，中共也早有过盖棺之论。当年毛泽东题词即称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延安“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上，中共悼词更是将毛泽东题词发挥到极致。悼词开篇便盛赞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他在教育方面对人民的贡献尤为巨大与不可磨灭。”接下来说：
我们追悼的陶行知先生，是人民的教育家。在人民中进行教育，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蒙蔽人民，要人民甘心做反动派的奴隶，做帝国主义的顺民，服从命运或英雄的摆布，抱着这种目的的教育，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决不是为人民的教育，而只能是奴隶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决计没有前途的，因为如果中国人民不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教育事业就没有发展的前途，只有衰落的前途。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有另外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做人，而不是看做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这种思想，充满在他的著作之中。他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谁见过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陶行知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中共悼词并且预言：
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是有极其宽广的发展前途的。这种教育，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受尽了压迫，受尽了灾难，不能得到宽广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乃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着的中国。陶先生和他的事业在那里受到磨难，这种磨难乃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受到的苦难的缩影。但是，这种磨难将是暂时的。在人民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解放区，陶先生的思想得到广大的欢迎，他的理想被实现。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一定如此。
中共悼词不幸未言中，经过“重评”，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陶行知不再归属“新民主主义”范畴、“为人民服务”范畴，而始终是“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认识论方面，陶行知不再归属“唯物主义”范畴而始终是“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政治上早年陶行知自外于人民革命事业，晚年“毫无疑问属于革命派”，但也不过是“比较急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概而言之，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被基本否定，政治家陶行知则是“改良”、“革命”一半对一半。中共悼词事实上是被“重评”推翻了。
伴随着严厉的思想清算，政治上的清洗也相继出台，陶门弟子一个个中箭落马。重庆育才学校是陶行知晚年的心血结晶，是陶门大本营，在陶行知批判时受到的冲击也就最大。地方党政部门派出工作组进驻该校，以“武训精神给育才师生思想上的严重毒害”为主题，发动全校师生深揭猛批。校长孙铭勋被宣布停职反省，地方党报对他点名批判，既发长篇，又专发社论。《人民教育》对此坚决支持，不但转载报道和社论，还由总编辑亲自撰文，确认孙为顽固坚持“武训精神”的坏样板，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中右翼的代表，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争取人民教育事业的领导。”这位1935年参加共产党、1948年临危受命主持育才工作的老干部，后半生的命运就此铸定――成了老运动员，受尽折磨：三反中被诬为“贪污分子”，以死抗争落了个自杀叛党的罪名被开除党籍。1957年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1961年死于饥饿。陶行知高足张宗麟和方与言，建国初均在教育部任司长，因不媚时俗，愤而为恩师辩诬，直接埋下祸根，在反右时同样双双殃及满门。
经过一年多的喧嚣，陶行知批判终于尘埃落定。曾经大红大紫的陶行知从此成了“问题人物”；陶行知教育思想更是成了禁区。这一状况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改观。
三
陶行知身后遭贬，据说江青起了作用。
江青与陶行知有过一段过往。1933年夏，原名李云鹤的江青来沪，无处立足，经由田汉之弟田源介绍，到晨更工学团任教；而这个晨更工学团便是陶行知创办的，并由陶提供经费。陶每周视察１－２次，平时则通过设在市区威海卫路656号的办事处与晨更联系。江青常通过办事处找陶。1934年晨更被封，江青再度失业，又托陶行知介绍工作。陶就引荐她到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小沙渡路女工夜校教高级班语文。
陶于江青，本有扶助之恩，江青却反目为仇，这主要是由于唐纳事件。1936年4月江青和唐纳缔下白首之盟，岂料蜜月未满即生婚变，江青撒手而去，唐纳寻访未遇，绝望中自杀，幸而获救。陶行知与唐纳是朋友，便在百忙中写了一首诗给唐：“听说你寻死＼我为你担心＼您要知道＼蓝苹是蓝苹＼不是属于您＼您既陶醉在电影＼又如何把她占领＼……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为个人而活＼活得不高兴＼为个人而死＼死得不干净。”劝唐纳想开些，这在作为长辈的陶行知，是义不容辞。但把蓝苹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她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苹之辞。这首诗当时没有流传，却在陶行知身后的1947年收入公开出版的《行知诗歌集》。江青绝非胸襟开阔之辈，被一本风行天下的诗集如此“诋毁”，怎么可能善罢甘休！电影《武训传》不被毛泽东看好，这一点江青早获先机。当她听说陶行知是电影《武训传》的原动力，不免幸灾乐祸，要趁此报一箭之仇。还在1951年2月，她已拿着令箭煽风点火。文革中出版的《江青同志谈文艺》称，“反动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广泛上映，毛主席立即发现，便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扬，指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必须进行批判。”她更帮助毛泽东搜集四十多篇歌颂《武训传》的文章，使之公开点名，成为举国共讨的反面材料。《武训传》批判迅猛展开，江青“功不可没”。但江青并不满足于做“幕后英雄”，运动全面开展后，她干脆走上前台，率“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老家进行“调查”，亲自炮制致命武器，终于打倒了武训，如愿以偿底把火引向了陶行知亡灵。
陶行知虽死犹难逃劫，江青作祟确实起了作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江青的作用――此时的江青远非六十年代的江青，尚不具备一手遮天的能量。具体就《武训传》批判和陶行知批判而言，都不是出自江青的创意，而出自最高决策者的创意，江青不过是推波助澜。那么最高决策者何以对陶行知那样“重视”，竟至在万象更新、百废待举之时，不惜翻云覆雨，非先把中共自己塑造的“圣人”陶行知拉下马不可呢？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陶行知声名太甚，客观上冒犯了天威。陶行知去世时，中共对他评价之高可说是无以复加。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即中共需要以陶行知为旗帜，最大限度地争取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文化界、教育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在建国初，社会生态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共与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随之发生了变化――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已经由主要是“争取对象”变为主要是“教育、改造对象”了。作为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陶行知的处境与当年也就不可同日而语。陶门弟子却云里雾里，宣传陶行知仍然不遗余力。或称陶行知“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或称“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世界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如一位著名学者后来所总结的，在当时，“只有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被尊奉为凌驾一切的最高神圣，此外则不容许或多或少承认其它任何权威。”陶行知颂歌在当时也就显得分外刺耳。最刺耳的颂歌出自陶门高材戴伯韬。远在1948年，戴伯韬就在一本书中公然宣称：“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平心而论，戴伯韬此说并非言而无据，陶行知的理论和实践对毛泽东并非没有启发。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讲过：“当‘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底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就很快转到乡村，又把乡村搞通了。”其实不单是乡村运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内中许多论断与陶行知的一贯主张是吻合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大众的教育、大众的科学、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些，正是陶行知所坚持的。所以在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陶行知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慨，说：“中国有救了！我们的生活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很明显，毛泽东接受了、容纳了陶行知的一部分见解，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文化理论。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一部分政治主张、经济主张，也曾为毛泽东所接受、所容纳。政治上建立多党联合政府；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发展空间；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以各民主党派为主体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共识。爱国民主人士的许多不同政见，即被国民党当局所拒绝、所压制的政见，基本上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容纳，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个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法律表述。之所以叫做“共同纲领”，主要就是因为它并非一党一派的主张而是中国共产党与以各民主党派为主体的爱国民主人士的集体智慧。正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点，中国共产党与以各民主党派为主体的爱国民主人士结成了巩固的政治同盟，并肩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也就是说，陶行知等国统区爱国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生态的根本变化，这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却受到了怀疑，“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这个著名论断，建国前自有生存理由，建国初却不能不面临生存危机。当时正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宣传活动的主题，便是宣传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在“七一”前后持续半个多月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刊载庆贺文章。陈伯达撰写的庆贺文章更是排了整整三大版。如此规模为后来的四十周年及五十周年纪念所不及。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重点是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教育思想的绝对权威，因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这一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的权威无可比拟。而在文艺界、教育界，因为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并不熟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略嫌不足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成了中国文艺界、教育界的当务之急。“不破不立”，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在教育界、文艺界的绝对权威，必须首先破除教育界、文艺界原有的权威。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界的权威地位举世公认，难免树大招风。陶门弟子对这一大气候没有清醒认识，不知收敛，张扬太甚，而竟至把陶行知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从而形成强刺激。在决策者看来，这不仅严重妨碍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这一文艺界、教育界的中心工作，而且标志着爱国民主人士、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正借着陶行知亡灵与共产党争功、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这体现了爱国民主人士、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狂妄”，当然不会容忍！与陶行知教育思想分道扬镳也就是势在必行。无怪乎陶行知批判期间，会有那么多论者以大量篇幅反驳戴伯韬的“毛陶共创”说，竭力论证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智慧而与陶行知风马牛不相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学习》在报道戴伯韬检讨时就直白地说：戴的根本错误，“是在于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划上等号，混淆起来，没有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与批判，没有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严格地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而把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说成是属于一个体系，一个范畴。”
但这仍然不能构成陶行知批判的终极因素――这种冲突毕竟还只是表层意义上的冲突，即传统的“功高震主”。如果仅仅存在这种冲突，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这种冲突，以陶行知与中共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方式多少会和缓一些，而不至于那样翻云覆雨，大动干戈。之所以必须采用那样激烈的方式，则主要是因为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有“功高震主”的嫌疑。当时的论者称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这话既对又不对――和绝大多数爱国民主人士一样，陶行知完全以新民主主义为基点拥护中共，他的教育思想严格限定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所以，当中共信守新民主主义这一“共同纲领”时，当“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范畴时，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无疑存在着事实上和逻辑上的联系，二者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但当中共告别新民主主义，当“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具体化为建国初的教育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陶行知教育思想与之确乎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确乎存在着本质区别，两者确乎无法相容。这一点足以注定陶行知在劫难逃。即或不存在什么“功高震主”，即或没有江青拨弄是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陶行知批判也是迟早的事。
新民主主义范畴内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建国初教育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强烈的主体人格精神。如前所述，陶行知一贯把争民主当作自己的人生主题，他的民主思想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坚持民主目的与民主手段相统一，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相统一；并以个人自由为民主的基石。他把这一点贯穿于自己的全部教育实践。早年立志培养“‘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晚年则大力推行“民主教育”，明确规定，“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在他看来，教育的主要职能不是书本知识的传授，而是人格铸造。“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这里所讲的“真”，主要是指真实的自我，主体的自我。也就是说，教育的主要职能是造就主体人格，由此造就“人人都是主体”的社会生态，使民主生生不息。如何造就主体人格呢？陶行知做了毕生探索，其基本思路，是“教学做合一”――“从学习的原则看起来，事怎样做，就须怎样学。譬如游泳要在水中游，学游泳就须在水里学。若不下水，只管在岸上读游泳的书籍，做游泳的动作，纵然学了一世，到了下水的时候，还是要沉下去的。”拿做来教，乃是真教；拿做来学，方是实学。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人格培养。“所以专制国要有服从的顺民，必须使做百姓的时常练服从的道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大家不知不觉的只会服从了。共和国要有能够自治的国民，也须使做国民的时常练习自治的道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他们也就能够自治了。所以养成自治的人民，必须用自治的办法。”只有在自治的实践中才能学会自治，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要教人做主人，除了用自治的实践、民主的实践教育人，也就无路可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陶行知对在民主问题上一向陈义甚高却毫无实际行动、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当时所谓“革命政府”，非常反感，公开斥责当局“教您识民权的字，不教您拿民权；教您读民主的书，不教您干民主的事。”指出：“过主人的生活，就是主人的教育。倘若嘴里读的是做主人的书，耳朵听的是做主人的话，而所过的是奴隶的生活，在传统的目光看来，或可算是主人的教育，但依生活教育的观点看来，则断断乎要称他为奴隶的教育，或是假的主人教育。”陶行知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努力贯彻这一原则。他创造的“生活教育”，从本质上说，就是典型的“主人的教育”。教育以生活而不是以书本为本位，以社会而不是以学校为本位，都是要把学生从书本的桎梏、学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虚拟的“鸟世界”回归真实的“鸟世界”，回归真实的生活，在自己特有的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中自然成长、自由成长，在真实的生活中、主人的生活中获得真实的自我、主体的自我。所以，“生活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主体重建。为了与学生的自由发展相适应，陶行知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是学生的统治者，“知识分子至多只可做小孩与大众的顾问。超过了顾问的范围，就要损害他们的自动精神。”而且“即是做个顾问，知识分子也得跳进小孩与大众的队伍里去与他们共患难同休戚，才够得上顾问的资格。”在以“生活教育”为指南的晓庄师范学校，并无“教授”、“讲师”之设，所有老师都是学生的“指导员”，所有“指导员”都与学生共住十人一间的小茅屋，与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真正的“共患难同休戚”，真正的履行“顾问”天职。对传统“师道尊严”框架内的中国儿童，陶行知寄予深切的同情，感叹他们“是在苦海中成长”。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承认儿童的人权”；应该“承认小孩子有力量”，“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因而必须“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儿童教育必须依据儿童的天性，以儿童为中心。不能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削足适履，而要以赤子之心“加入到儿童队伍里去成为一员”，“陪着小孩子一起创造”，从而“把儿童苦海创造成一个儿童乐园。”晚年办育才学校，陶行知仍然“特别注意自动力之培养，使它贯澈于全部的生活工作学习之中。”并以“在自动上培养自动力”为育才学校的根本方针，强调指出：“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在陶行知的眼里，学生的自由发展，学生的主体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民党权威理论家戴季陶曾就青年问题发表意见，他把青年比作树苗，说：“培植出一根树苗，要它长成端正的大树，要费几根大木头，四面撑住它。”而不能任其自然成长、自由成长。“树苗有自由，不能成长；青年有自由，不能成人。”陶行知读罢奋笔疾书，痛加驳斥，忠告全国学子：
你们要知道种树吗？底下可以安根，上面可以出头，幼苗才种得活。有水分、肥料、空气、阳光，而无虫害，幼苗才能长成大树。园丁的责任在灌溉、施肥、除害虫，而不没收它的自由的空气与阳光，则幼苗自能欣欣向荣了。花园里给人玩赏的树木，四面是有死木头撑住，并有绳子把它们扎成种种曲线美。这些是树少爷，因为有树听差服侍它们。有些是树小姐，因为它们裹脚束腰和人间不自尊的姑娘大同小异。树少爷、树小姐只是人的玩物，这中间找不出栋梁材。栋梁材是长在森林里。兴安岭里的幼树可有树听差服侍？谁见过它们裹过脚束过腰？如果你想叫幼苗端端正正地长起来，也难也容易。小树生在大树中间，若大树端正，则小树须向上吸收阳光，自必端正，这不是很容易吗？若大树惯于折腰，罩在小树上，小树得不着阳光，想它端正便是万难。所以：
出头处要自由！
出头处要自由，教育则是人出头的关键环节。没有自由不是主人，就不能过主人的生活，就不是主人的教育。学生的基本自由问题，因而构成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晚年陶行知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毕生探索做了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六大解放”，即“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晚年陶行知热情洋溢地反复宣扬“六大解放”说。谈到儿童教育他要“六大解放”，谈到民主教育他要“六大解放”，谈到社会教育他要“六大解放”，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中，他还在发表文章呼唤“六大解放”，实际上是把“六大解放”当作他最重要的遗嘱，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至死不渝地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归根结底，陶行知的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是教人做主人的教育，有着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有着强烈的主体人格精神。
这样一种教育思想，曾经得到中共充分肯定。中共悼词就称赞陶行知从事“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他把人民看做人，而不是看做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在领导全国人民向国民党争民主的时候如此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合乎情理。但建国后时过境迁――仅管中共曾一再声明，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共执政后，不会照搬苏联那样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文化，不会急于跨入社会主义；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形态在一个长时期内只能是新民主主义。但在事实上，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昙花一现。开国初不仅外交上“一边倒”，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也开始“全盘苏化”。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因而被视作“全盘苏化”的重中之重。先是高等院校的全盘国有，接着是院系调整，然后是在全国范围使用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和专业教科书。苏联教育模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中国，甚至中小学生上课的坐姿和课桌样式也都以苏式为准。苏联教育模式的思想基础是整体主义。根据整体主义，个人只有构建意义、只有保障整体功能的意义，自身不能构成自足自主的世界。苏联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因此不过是国家政权这部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不过是计划经济这座庞大建筑中的一块砖，他们只是纯专业领域内的行家，不具备深刻的人文思维，在思想上、精神上是无法自主的，在文化意义和社会政治意义上从来不是生动活泼的主体的人。所以，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严格限定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苏联模式都是截然对立的两极，对苏联模式有着强大的抵制和解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中共悼词对陶行知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则等于肯定陶行知教育思想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强烈的主体人格精神，等于否定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合法性，等于听任苏联教育模式在中国遭遇困境。这在当时确实是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清算陶行知教育思想，那倒反而是反常的了。换言之，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强烈的主体人格精神与新的政治文化不相容，与新的社会生态不相容，陶行知批判只有从这里才能找到终极原因。
陶行知批判是最高决策者的独运匠心之作，以致于陶行知生前最好的中共朋友周恩来，位居总理高位的周恩来，都无从改变局势。甚至周恩来此前对陶行知的定位，如“党外布尔什维克”之谓，也遭到批判火力的间接攻击，令周恩来也不免处境尴尬，可见最高决策者决心之大、用力之巨。纯粹就最高决策者的角度而言，此次批判也确乎是功德圆满――通过此次批判，中国教育领域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影响终于寿终正寝，全盘苏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文艺界、教育界的绝对权威终于确立；从而实现了中国教育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教育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扫清了道路。陶行知批判同时完成了另一桩神圣使命，即论证建国初“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论证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应象冯友兰那样怀着浓厚的“原罪”意识，向新政权忏悔，进而论证对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大规模思想清算的必要性、紧迫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此惊涛拍岸。
原载《炎黄春秋》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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