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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 |
| 作者：何国华 发表日期：2002/12/03 09:18:16 浏览：2903 |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
华南师大 何国华
师范教育是陶行知创造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在组成部分。关于师范教育作用和地位，培养任务和目标，培养方法等方面，他都作了精辟而全面的阐述。它对我国师范教育的建设和改革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兹分述如次：
一、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1921年，陶行知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提出要建设富强的国家，首先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和养成健全之国民性，它们“都有赖于教育”。教育自身质量的好与坏，又取决于“须有适当之教员”。教员则有赖于师范学校之培养。
发展社会经济，改变中国广大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也要靠教育。陶行知于1926年撰写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这个观点。陶行知深信乡村学校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他深信：“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有了良好的乡村教师，再去办好的乡村学校。“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因此，“必须出代价去培养教师，去培养教师的教师”，“这是地方教育根本之谋，也是改造乡村根本之谋”。这也是于20年代后期从平民教育转向乡村教育，首先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主旨。
其次，陶行知认为：“师范学校负责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他列举事实说明，一个小学教员教的好坏，直接足以影响一二十、一二百家的小孩子“成家立业”或成为“败家子”。可见，一个小学教师关系到“全村之盛衰”；大而言之，则“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员手里”，“所以小学教师之好坏，简直可以影响到国家之存亡和世运之治乱”。
他进而认为：“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这正如他于1927年2月3日写的《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中所说的名言：“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唯其为此，他决心毕生献身于师范教育。他说：“我从前曾经为师范教育努力，现在正是为师范教育努力，以后仍是继续为师范教育努力。”唯其为此，他深望国家和地主要都花大力气来办好师范教育，“不在培养人才上做工夫，一切都是空谈”。以上就是陶行知对师范教育地位和作用基本认识。
在我国，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清末维新人士梁启超（1873-1929）于1896年发表《论师范》一文，提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欲革旧习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896年12月，盛宣怀（1844-1916）于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院，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学校。他主张学程之基在小学，学生之源在师范。认为师范教育是“先务中之先务”。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37-1909）也把兴办师范学堂培养教师看作是“兴学入手之第一义”。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1853-1926）于1902年亲自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师范学校——江苏通州师范学校。上述我国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开拓者，都一致认为要兴办新式学校，必先培养新式师资；要新师资，就必先兴办师范学校。不难看出陶行知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高出其前人一筹。他的师范教育思想，不仅着眼于普及教育、培养师资上，而且立足于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创造新社会和新国家之上。他尤其着重如何办好乡村师范教育问题。他是我国提倡乡村师范教育的第一人。
二、师范教育的任务和培养目标
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功用是培养教师”；“乡村师范学校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的地方”。
1922年，陶行知在《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一文中，认为师范教育任务是要培养教育界中所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计有四种：“一是教育行政人员，二是各种指导员，三是各种学校校长和职员，四是各种教员。”这四种人才都应该是师范教育培养的人才之列。这就是他强调的“广义师范教育论”。他说：“我们应当有广义的师范教育——虽所培养的人以教员为大多数，但目的方法并不为培养教员为限。”
同时，他还指出我国自兴办师范教育以来，无论高等或初等师范学校，只顾到其中第四项，即仅以造就教员为目的。对于前三项职能，即对于教育行政人员、指导员、校长和职员的培养，都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一般人都以为这些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皆会干，无须经特别训练，更无须进行科学研究，而致造成把这些职务交给“土绅士或小政客去办理”，滥竽充数。这就是造成“中国学务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可见陶行知多么重视教育行政人员的培养。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在1921年写的《地方教育行政为一种专门事业》中，认为地方教育行政人员为了能圆满解决自己自己业务范围内教育计划、师资、课程、经费、设备、考成和劝学等问题，他们必须具有普通学问、工具学问和专门学问三方面知识。它们包括哲学、文学、近世文化史、科学精神与方法、社会问题、经济学、美术、外国语、统计学、科学管理学、教育哲学、教育概念、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中等学校之组织及行政、地方教育行政、学务调查及报告法、学校建筑与卫生等课程。简言之，我们“至少须有大学毕业同等程度，加些关于教育行政之专门学识”。
可以看出，他对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知识化问题，早就加以重视并作了如此具体的论述。师范院校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培养这些人才的任务。
陶行知还指出师范性意义，强调教师必须接受师范生训练。他曾具体分析实际从事教育的几种人，计有大学堂毕业生、专门学校的毕业生、高等师范的毕业生、中学校的毕业生、初级师范的毕业生、实业学校的毕业生，甚至从高等小学出来的和科举出身的先生。其中除高等和初级师范生外，其余几乎是完全没有受过特别训练的。他指出：“他们既在那里实施教育，自有受训练的必要。”对此他强调说，各种学校毕业生，只要他们从事教师工作，学校都应“当乘他们未毕业之前，给他们些关于教育上的训练”。他又认为：“学问是进化不已的，从事教育的人应当有继续研究的机会，故师范补习教育亦应占一位置”。
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小学教师与师范学校教师、职业学校教师的要求应有区别，但是，在当时对这三种类型的教师的培养却毫无区别。他指出：“教员的种类有因学校等级分的，有因市乡情形分的，也有因学科性质分的。我们要什么教员，就须培养什么教员。”对将三种类型的教师不加区别的培养进行了批评。
总之，陶行知注重教育界各种人才的培养，注重对各类型的教师的培养，注重对在职教师的进修和提高。他说：“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教员之外，教育界还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我们不仅要重视教师的培养和进修；还应重视对教育行政人员、各级各类学校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职员的培养和进修，因为他们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还应重视对职业教师的培养。如上一章所述，陶行知认为职业师范与一般师范的要求不同。他从职业教育的目的和对职业教师的要求出发，论述了职业教师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生利的经验；第二，具有生利的学识；第三，要有生利的教学法。这些真知灼见，很值得重视。当前，世界科技正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职业教师不只应具有改良工具、提高生产的学识，而且应掌握传授技术和经验的教学方法。我们正经历着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大力发展职业师范教育应与之同步进行。
关于师范教育培养的目标，这是师范教育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师范院校应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呢？陶行知对当时社会培养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善于制造书呆子的教书匠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1927年，他在《师范教育的彻底改革》一信中明确指出：“好些师范学校只是在那儿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大书呆子分布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为今之计，“一、愿师范学校从今后再不制造书呆子；二、愿师范生从今以后再不受书呆子的训练；三、愿社会从今以后再不把活泼的儿女受书呆子的同化；四，愿凡日已经成了书呆子的，从今以后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的炉里重新锻炼出一新生命来”。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对教师应备条件就曾提出明确的要求。如1925年，他在《女师大与女大问题之讨论》一文中，认为女子师范大学生除修习基础学科外，还应具备四“要项”，这就是：“一、信仰国家教育事业为主要生活。二、愿为中学教员者对于中学生之能力需要应有彻底之了解；那愿师范学校教员者，于中学生外，还须了解小学生之能力与需要。三、对于将来担任之功课须有充分的准备，这准备包含中小学所需之教材、教法 之研究、实习和参观。四、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
这就是他对一个合格的师范生的要求，反映了他的师范教育的人才观。这也是就是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上述四个“要项”内容看，它涉及到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即对教育工作应有的态度，文化和专业知识技能的要求以及师德修养。如用我们今天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人民教师必须达到下列三项要求：一、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二、掌握渊博的一般的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教学教育的知识技能（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方面）；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上述三条标准与陶行知当年提出的四项要求，实不谋而合，其基本精神几乎完全一致。
1926年底，为了改造当时中国社会，陶行知根据广大乡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乡村教师必须具备三种条件：“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1929年，他在浙江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上发表讲话里，对教师的要求又增加了两条，即要有“健康的体魄”和“艺术的兴味”。前后合共对广大乡村教师提出五条要求。
不难看出，这五条要求与前述四个“要项”相比，显然是提高了要求，不仅要求做一个合格的教师，而且要求做一个社会的改造者。陶行知认为没有改造社会的精神就不配当教师。他号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今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
同时，他还要求教师必须做到：“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由此可见，在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方面，在20世纪初，在中国教育界，陶行知针对当时教育弊病，第一个明确指出应把师范生培养成具有农民情感的，乐于为农民服务的，懂得农业生产的，而且能自食其力的人。
他还要求师范生不只会劳动生产，而且要有科学的头脑，善于在劳力上劳心（又称为“有思考的行动”），用科学指导生产，只有这样的人方能担负起改造乡村社会的重任。
三、师范教育办学方向、原则和培养方法
如前所述，在本世纪20年代里，陶行知根据自己回国工作十多年来的观察和体验，提出了师范教育要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为农业服务的真知灼见。这就给师范教育指明了办学方向。他认为，“中国是著名的农业国，据最普通的估计，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之85%”。“所以乡村教育是远东一种伟大的现象。凡是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至忽略这种的大问题——无论办得好不好，中国乡村教育关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但是，“中国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
为此，他主张必须给乡村师范教育另找生路。1926年在《中国乡村教育的根本改造》中指出，这条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为此，他坚决号召来一个“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他很赞赏当时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袁观澜、顾述之二先生发起每个师范学校在乡间设立分校，以为造就乡村师资之所；每分校并设附属小学一所，以资乡村师范学生之实习的做法。同时，他又指出：“我以为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师范学校在乡村里设分校，在乡村的环境里训练乡村师资，已经是朝着正当的方向进行了。”为了解决农村师资不足和师范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工作的问题，陶行知主张在农村设立师范学校的分校，俾就地培养师资人才，使师范生适应农村生活，愿在农村工作，这确是个好办法。为了贯彻“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他更是以身作则，首先带头下乡，到南京郊区晓庄学校，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创办乡村师范的奠基人。并且他表示自己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为改造旧师范教育、建设新师范教育而努力奋斗。
由此可见，在本世纪初，陶行知第一明确提出师范教育办学 的正确方向，即师范教育必须面向广大农村，要为农民服务，要为农业服务，教育要与农业携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上述师范教育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的指导思想出发，陶行知提出和论述了师范学校的教育原则和培养方法。
（一）一切从实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陶行知于本世纪初在美国留学多年，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禄两位教授器重的得意门生。但是，他没以崇洋媚外，没有照搬外国教育的一套东西。他反对拉洋车，反对洋教条；也反对老八股，反对旧的、传统教育的腐朽方面。在师范教育方面，1926年他说：“我们师范教育或是从主观的头脑里空想出来的，或是间接从外国运输进来的，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的。这种师范教育倘不根本改造，直接可以造成不死不活的教师，间接可以造成不死不活的国民。”陶行知认为，办师范教育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调查和了解情况，从实际需要出发，针对实际情况，制订方案，培养合格的教师。他认为：“我们乡村师范学校，总目标是：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从总的目标又析五个分目标”，即是：“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了实现这个培养目标，他与传统师范教育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并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拒受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指示，不用国民党政府的课本，而是自编教材。他提倡“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反对注入式的教学，采用启发式的、五路探讨的、实验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的方法。重视劳动教育，在生产劳动以及农民交往中，学习活的知识；反对读死书，反对关门读书；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不但叫学生读书，还要学生学会做事，使学生智力得到充分发展，能力得到有效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了陶行知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办师范教育的。他说：“办中学要多学小学，少学大学”，“办师范更应应学小学。师范学校的职务是要采取优良小学的办法去训练学生，以广流传”。师范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因此师范学校的课程应根据中心小学需要来开设，为毕业后小学工作作好准备。例如，中心学校需要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就设置“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其中包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园艺、体育、艺术等十门课程。中心学校需人行政管理人员，使设置“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其中包括教务、经济、设备、卫生、缮写、招待以及校舍的整理、校景的布置、设备的购置与使用等十三项内容。
此外，晓庄师范还在附近农村开办了若干中心小学 、乡村小学和中心幼稚园，由师范生轮流去担任校长、教师，任期半年，以培养学生的办学能力和教学能力。陶行知还要师生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把学习心得、工作体会、思想感情都写下来。这就培养了写作能力和写字的技巧。
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要求师范院校学生不只要有较强的教学能力、教育学生能力，还具有办学的能力以及发展文娱、体育、美术、科技、生产活动的能力仍有实质性的意义。
（二）实施“教学做合一”的方法
陶行知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要求师生在教学做中受教育，即应当采取“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或称“一条鞭法”。
按照他的解释，这种教学做合一方法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其实质在于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与在实践中做三者统一起来。他强调以做为中心，认为做是第一位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可以在做上得到统一。
但是，必须指出，陶行知这样强调做（即实践），并非意味着不要书本，不要读书，他所反对的只要那种“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和“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不良倾向。他说：“我们对于书籍有一条方针：做什么事用什么书，我们很反对为读书而读书。”可见，他提倡的是“学用一致”。陶行知反对先生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法，反对当时师范学校的那种“先理论后实习”的分割做法和“教学长实习短”的不合理安排。1930年，他尖锐批评说：“现今师范教育之传统观念是先理论而后实习，把一件事分作两截，好比早上烧饭晚上请客。除非让客人吃冷饭，便须把饭重新烧过。教学做合一的中心学校就是要把理论与实习合为一炉而冶之。”同样，他也不赞成“师范先生受了三年半的普通训练，到了最后半年开始实习”的做法。他尖锐批评了旧师范教育的缺点，他说：“现行师范教育将学理与实习分为二事，简直是以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所出的人才和普通中学不相上下。……至于师范教育的贡献还是微乎其微。大多数受过师范训练的人，至今办不出一个可以令人佩服的学校，岂不是大可叹息的事吗？”
当年晓庄师范的做法把学校分为前方和后方，全体指导员（他们不叫教员）很严格地指导每个师范生到前方各个中心小学去办学，后方师范部的各种学习都是以配合前方办学服务，这样即知即行，行以求知，即边教学边实习，把理论与实习合为一体，师范生不但自己学习，而且同时学习教人。不仅如此，他甚至提出师范生毕业时，成绩合格，只能发修业证书，待离校后服务半年，经过检查，确能按生活教育原理办学，能胜任教育工作者，始予毕业证书。
陶行知认为：“师范学校的各门功课都有专业的中心目的，大部分都应与中心学校联串起来。例如教育学、心理学等等功课若是附加的性质，决不能发生很大的效力。这种功课应当与实于教学熔为一炉。”这种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教育理论的方法有许多好处，它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教育理论的兴趣，而且能使学生较快地形成技能技巧和提高工作能力，从而能使师范院校多年来的教育理论教学从枯燥无味中解脱出来，使学生学得真正的知识。
就以陶行知新自创办和主持的晓庄师范言之，该校根据现实生活需要而设立的各种教学做课程有：（1）体现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有“招待教学做”、“烹饪教学做”、“洒扫教学做”等课程。学校里的“什么文牍、会计、庶务、烧饭、种菜，都要学生轮流学习的。全校只用一个校工担任挑水一类的事。其余一切操作，都列为正课，由学生躬亲从事”。（2）体现与生产实际相联系的有“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它包括“科学有农业教学做”、“基本手工教学做”等课程。在晓庄师范开办时，就准备了田园200亩，供师范生耕种；荒山数座，供师生造林。给以最少经费，供师生自造茅屋草屋居住。并规定从校长直至学生，谁造不成茅草屋，就得永远住账篷里，招生考试时，都得考“农事或土木工操作”。学生入学后，都得参加生产劳动。学校有副对联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小疑必问，大事必闻，才算学生”。他要求该师生“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粟黍稷下功夫”。（3）体现与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有“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它包括村庄自治、合作组织、乡村调查、民众教育、农民娱乐教学做等课程。陶行知要求两个人要负责一个乡村环境的改造工作，与农民交好朋友，教农民出头。可见，陶行知倡导师范学校的教学做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不只要求学生认真学好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要他们适当参加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学习一些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这些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三）推行“艺友制”的教育方法
何谓艺友制？陶行知指出：“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他认为，教师的职业本身是一种艺术。一个人学做教师，最好和教师效朋友，认真地跟好教师学习为人师表的各种本领。因而，“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
艺友制是以“教学做合一”为原则的。即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师和学生做到“共教、共学、共做方为真正之艺友制，亦唯艺制始能彻底实现教学做合一之原则”。可见，凡是学校有一艺之长的教师便可招收艺友，从幼稚园到研究所，都可试行这个艺友制。
1927年秋，陶行知到各地学校参观、考察，亲自看到南京燕子矶小学等学校采用这种制度，帮助其他新办的小学培养了一些合格的教师，深深感到师徒制也可以培养师资人才。1928年1月8日，南京晓庄小学等六所学校开始联合招收艺友。
艺友制是陶行知推行师范教育的一大发明，也是他的师范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通过推行艺友师范教育，“使有志青年得以依据兴趣才能，充当一种事业专家艺友，以谋上进”。其最大好处，在于它“不但是最有效力教师培植法，并且是……推广普及教育师资之重要途径”。事实证明，艺友制在真正多快好省培养师资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要想全面理解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我们还可从他亲自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设计的校旗得到启示。“旗的中心有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个‘活’字代表所要培养之生活力。圈外有个等边三角，代表教学做三者合一。三角上有一个‘心’放在当中，表示关心农民甘苦心意。左边有一支笔，右边有把锄头。三角之外有一个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面有一百个金色昨布满全旗，代表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光。”从这一设计思想，我们不难看出，陶行知创办的师范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的、能肩负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师资人才。
四、对我国师范教育改革的现实意义
由上可见，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陶行知的师范教育理论和经验，由于他善于从中国国情出发，反映了一定的教育客观规律，所以，对我们今天深化师范教育改革来说，仍有一定参考和借鉴的价值。如他当年所提出的“教育是立国之本”，“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至今仍熠熠生辉，是至理名言。他强调的以面向广大农村作为师范教育自身的办学的方向，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他提出的“广义师范教育论”，“我们教育界需要什么人才即需造就什么人才”的理论，至今仍有助于我们打破单一封闭的办学模式，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途径，发挥师范院校的功能。
陶行知献身教育事业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师范院校、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全体师生学习的楷模。他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典型人物。他既是教育理论家，又是教育实践家；既是著名学者专家，又是普通教育者和教师；既是教育改革中卓越的建树者，又是道德文章的良好榜样。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工作。师范教育是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工作母机，各级政府要努力增加投入，大力办好师范教育，鼓励优秀中学毕业生报考师院校。”“到本世纪末，通过师资补充和在职培训，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要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学历标准，小学和初中教师中个有专科和本科学历者的比重逐年提高。”学习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促进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发展教育事业，以实现上述《纲要》提出的任务，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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